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08章二）

    二.“接见”红卫兵（图08-3）   

     为了进一步造神，挑动红卫兵疯狂，毛泽东决定用“接见”的方式鼓舞红卫兵，诏令他们崇拜，鞭策他们造反。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决定，是在十一中全会上由他亲自做出的。全会后，中共便组成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负责统一指挥北京卫戍区组织、实施、接待红卫兵和安全警卫工作。为便于指挥，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设了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由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北京卫戍区的领导负责现场指挥。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来京的约100万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庆祝大会。由于以后毛又多次“接见”，这次大会便被改称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通宵未眠的毛泽东，从中央警卫团中找了套合适的军服穿上，18日早晨5点钟，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彻夜未眠的红卫兵，看见城楼上的毛泽东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大会安排在上午7时半开始，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中，第一次播发了“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

   “八一八”“接见”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旺，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大串连”，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与日俱增。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大肆宣扬，把毛的个人声望拔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踌躇满志的毛泽东，觉得这一招造神很有效，于是在8月31日再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的首议和批准，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宣布：“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它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至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由于国家财政支持，衣、食、住、行有了保障，各地红卫兵便大量涌向北京。在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横行的中国，代表国家和集体的雇主和各级政要权贵们，便理直气壮地挥霍起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来！（图08-4）

     继8月31日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后，又连续进行了六次“接见”。第三次在9月15日，“接见”100万；第四次在10月1日（原本是庆祝国庆大会，也改称“接见”），“接见”150万；第五次在10月18日，“接见”150万；第六次在11月3日，“接见”200万；第七次在11月10、11两天，“接见”200万；第八次在11月25、26两天，“接见”红卫兵250万。三个多月中，毛、林、周等党内左派集团，连续八次共“接见”红卫兵约1,200万人，平均12天多“接见”一次。

    在八次“接见”中，最忙碌、最操心的人莫过于倒向左派的中摇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了。 

    为了保证毛的安全，周恩来费尽心机想了许多“接见”方式，使每次“接见”都不尽相同，而且往往出人意料。

    8月18日的“接见”，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领袖”，边走边欢呼着，毛在城楼上以招手回应欢呼，实现了第一次“接见”。第二、三次，毛先乘敞篷车巡阅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再招手检阅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第四次，毛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检阅通过天安门的游行方队，晚上，毛乘车到南长安街巡阅参加盛大焰火晚会的红卫兵。10月18日，在从天安门到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约50里长的路线上，摆布了150万将准备被“接见”的红卫兵。沿途投入了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并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兵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等等。12时50分开始，毛、林、周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在12辆警车的引导护卫下，沿50里长的路线上呼啸而过，实现的第五次“接见”。 尽管第五次“接见”时间短，有利于毛充分休息，但安全堪忧，周决定第六次“接见”用车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图08-5-左)。于是一声令下，6,000辆军用卡车从北京、沈阳、济南等军区火速云集北京，实现了车载式了“接见”。第七次“接见”分两批。第一批150万红卫兵，于11月10日以游行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检阅，第二天11日，第二批50万红卫兵，被摆布在天安门和东西长安街上，毛等中央领导人分乘9辆敞篷吉普车，对其进行巡阅式“接见”。第八次是最后一次“接见”，共“接见”250万红卫兵。因为人数太多，周决定分两批进行“接见”。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再“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9辆敞篷吉普车，对其进行巡阅式“接见”。

    作为“接见”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接见”中，发现天安门楼上过于冷清，与楼下的欢呼雀跃气氛形成很大反差。他准确地把握住毛的思想，想出了一个讨毛泽东欢喜的招数，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让他们近距离欢呼雀跃，实现货真价实的接见。（图08-5-右）当1,500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后，按周的安排，把他们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泽东接见。周恩来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接见时的注意事项，并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泽东先后到东、西平台同部份红卫兵握了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见。这样安排，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楼上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万岁的呼声和颂扬的歌声，响彻城楼和广场上空，使毛泽东非常高兴。

　  进入9月后，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很大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恩来像战争动员那样不断地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他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万名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一八七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当时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的衣物。这时，周恩来又在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秋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总算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然而，在三个多月的八次“接见”中，最少的一次“接见”50万，多的高达250万，当年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报刊报导过一起安全事故！人们从《人民日报》等报刊印发的照片上，看到的都是手举“红宝书”、面向“红太阳”的一张张笑脸，从“中央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里，听到的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人们不能不称赞“接见”组织之周密，不能不承认红卫兵纪律之严明，不能不叹服周恩来管理技艺之高超，因而不能不改写那句成语：“智者千虑，未必有失。”

    然而，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在当局严控文革禁区的情况下，从一些正直知情人的回忆文章中，人们还是在字行间发现了他们披露的一些“接见”之失。

    例如，有一位曾准备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回忆说，当时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小小树叶，身体轻飘飘的，头脑晕晕的，在几十万人组成的人海中拼命挣扎，挤过来又撞过去，全身汗水流淌，既高兴极了又非常紧张，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挤倒在地永远爬不起来。当时有不少人被挤倒在地，也有因为激动流汗过多中暑倒地的。有的被救出广场，也有的还没被别人拉出来就被踩在脚下，所有的红卫兵都一样，嗓子喊哑了，汗水流尽了，鞋被挤掉了，衣服也被撕破了，……”最后他被从东面倾泻而来的人流挤出了天安门广场。当然，他无法知道被踩死踩伤的人数。

    一位名叫尹本顺的红卫兵说，他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他在公园里见到衣物堆得像座小山，还有不少金银饰品(据说其中不少是抄家抄来的)，吓了他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简直是大海里捞针？于是，在管理人员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堆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尹本顺说得不假。当时曾八次参加过“接见”的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参谋回忆：“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他谨小慎微地(不排除有人告诫他)避开了伤亡这个敏感话题。

    也有不怕坐牢者。例如，一个曾参加过西苑机场“接见”的红卫兵凌耿，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中，对西苑机场“接见”悲剧，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十一月二十六日深夜，时钟刚敲过两响，一阵军号声划破了清华园的寂静；接着，四周响起了哨声。排长把我们的寝室的门一脚踢开，开了灯。‘起来！起来！大好的机会来了，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你们！'”

    在军人的带领下，凌耿和成千上万名青年学生，结队开始了长途跋涉。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往哪儿走。在步行二十多公里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苑机场。大家精疲力尽地席地而坐。凌耿写道：“警卫人员开始搜查危险物品——像小刀、金属物品和钥匙等。连地上的小石子也被捡走了。” 凌耿的女友梅梅头上带着一个漂亮发簪。排长不由分说就把它从她头上拔走，因为它“也可以当凶器用。”

    大家等了整整一天，都到下午四点五十分了，太阳已经开始下山，毛泽东的车队才出现在机场的跑道上。凌耿写道：“他(毛泽东)在一辆吉普车上，神色木然，看不出是高兴或是悲哀。他微微撅着嘴，显得对什么都看不起似的，双目死死地瞪着前方，把右手伸到肩膀的高度，僵硬地举了几次。” 

    这就是人们在半夜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多公里、等候整整一天所得到的“伟大领袖”的所谓“接见”。毛“接见”完毕以后，数十万饥寒交迫的青年人，都急着尽快离场。凌耿写道：“那一天的收场实在可怕。溃散的人群涌向机场出口，带着我踏平了麦苗，撞弯了树木，挤倒了泥草房，四周只见飞扬的尘土，耳边尽是人声呐喊，有时，只觉得踏上了软软的东西，却一直不知那究竟是衣服还是人体。” ……凌耿无法告诉我们当天究竟踩死了多少人，中共也从来没有向人民公布过这个数字。当年，如果有人敢冒中共之大不韪，报导“接见”死伤等负面消息，其咎由自取的后果不堪设想。

    接着，凌耿又写道：“突然间，前面传来轰地一响——小河上的木桥垮了。接着是刺耳的尖叫和哭号，这一切离我不过几十步，我觉得自己就像刚刚捡回来一条小命似的。人们开始涉过浅浅的河水，轮到我进入那最深只有一公尺的河床时，发现水已经完全干了。只剩下软软的烂泥。河水被红卫兵的棉袄棉裤吸干了！”对此，总参作战部参谋说：“（西苑机场“接见”）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踩死几个？又语焉不详。 

    “接见”究竟花了多少钱？生产遭到了多大破坏？给国民经济和群众生活造成了多大灾难？多少人负伤、染病、致残和死亡？在中共一党专政下，这些都是永远的机密！

    对于毛泽东的“接见”，有学者这么评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所造成的混乱、惊慌、悲痛、损失，超过了一场战争。”这也许有些夸大，但足以说明损失不小，不然，为什么永远机密下去？

    笔者为什么给“接见”打上个引号呢？通常所谓接见，指接见者与被接见者双方的近距离接触、交谈，双方均能清晰地听到、看到对方的音容笑貌，甚至零距离接触，如握手、拥抱等,或若图08-5（右）所示那样。但毛的“接见”，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红卫兵充其量是接受了毛的检阅：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站在天安门上的“海市蜃楼”和坐在吉甫车上的活体雕塑。毛的“接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接见，而是造神运动的一种新形式。炒作“接见”就是炒作个人崇拜，大唱“接见”赞歌，无非是动员红卫兵打击对手的一种权谋。因此，给毛的所谓“接见”打上个引号，借以拨阴翳，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