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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红卫兵大沉浮
陈伯达所作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后，对“血统论”的争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红卫兵的进一步分裂。
在“横扫”和破“四旧”中为急先锋的贵族红卫兵，在党内左中右派共同支持下，制造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在批、斗、抄、游、打、烧、杀的同时，还私设监狱，制造了大量无辜群众的伤亡事件(详见“红八月”)。但当毛泽东决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走资派”全面夺权时，他们开始“干挠”起毛泽东设计的“斗争大方向”来，成了毛左集团必欲搬开的绊脚石。然而，“当然接班”的权力情结，使他们先后在北京西城区、东城区和海甸区，成立了武装纠察队，简称“西纠”、“东纠”和“海纠”，以武力与毛泽东相对抗。
为了搬开绊脚石，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批判了“血统论”之后，贵族红卫兵迅即失势，被贬之为“保爹保娘派”，泛称“保皇派”(2)。为了进一步打击红色贵族势力，1966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针对贵族红卫兵的暴行，发出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自此，一些无视通告打人、杀人的贵族红卫兵，相继被捕。
以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反路线”为己任的平民红卫兵，则在毛左派及其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成了毛泽东向刘、邓右派兴师问罪的急先锋，蹿升为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被毛和中央文革褒誉为左派或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保爹保娘”的贵族红卫兵，则被贬斥为右派“保皇派”。“造反”与“保皇”两派在党内左、右两派势力的支持下，横眉怒目，针锋相对，因而武斗不断，其规模也迅速升级。
当中央文革直接指挥平民红卫兵揪斗右派当权派时，贵族红卫兵在刘、邓右派集团和周恩来中摇派集团的暗中支持下，组织了针锋相对的反抗。1966年12月5日，主张保护右派当权派（老干部）的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后不久，曾被周恩来委以重任的杀戮成性的“西纠”以及“东纠”、“海纠”等贵族红卫兵组织，也先后加入了“联动”。1967年元旦，他们发表了挑战毛泽东的《联动宣言》(3)。在《联动宣言》中，他们把反抗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及其左派集团。
他们以红色贵族的身分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他们宣布“联动”的任务是：“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笔者：即各级平民红卫兵组织)。”
他们号召：全国各地各级干部子弟“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显然，他们号召武斗。
他们发誓：“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在“联动”成立前后，贵族红卫兵旗帜鲜明地挑战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他们高呼“油炸江青”、“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口号，张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等大标语。他们甚至公开说：“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为要求释放被捕的“联动”人员，他们组织数百人呼着“火烧谢富治”的口号，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围攻殴打工作人员和其他红卫兵。在批判“血统论”后，贵族红卫兵失势。红色贵族优越感的失落，使他们在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找到了情绪发泄场合：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等等。
两个多月后的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打人，杀人，杀死了三口人，杀伤三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如贺龙、陆定一的儿女。”
贵族红卫兵的反毛和反社会的法西斯暴行，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使毛和中央文革有了反击的口实。
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讲话中就提出要对贵族红卫兵“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笔者：都是贵族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笔者：谢死后被鞭尸，这是原由之一）
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向“三司”负责人蒯大富下达了用武力绞杀“联动”命令：“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1月21日，以五大领袖的平民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平民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武力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向“联合行动委员会”等贵族红卫兵的残余势力提出严重警告：“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在一个多月的武斗中，仅北京先后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和群众伤亡，一百多名贵族红卫兵骨干被捕，监禁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了缓和一下矛盾，安抚高级干部和军事将领，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全部双手沾满血污的“联动”骨干成员。
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再次刺激了贵族红卫兵的狂热：他们要最后一搏！他们召开“老红卫兵新生大会”，积极参加武斗，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仇恨。他们已不敢再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就拿“黑五类”出身的子弟开刀。他们扬言：“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红色贵族们的这种歇斯底里的宣泄，是自我孤立的嚎叫，引起了大多数学生的反感和憎恶，促使中间阶层即“红外围”（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的学生）和“黑五类”出身子女，纷纷加入到平民红卫兵中去，并最后把贵族红卫兵送了终。
尽管他们在文革自我孤立并遭到了镇压，然而，文革一结束，右派复辟，贵族红卫兵们洗掉沾在手上的血污，便以文革“受害人”的身分挤入政坛，得到了党内右派的庇护和提拔。其中，许多人自诩为“一身正气”，成为各级党政权力的接班人，有的则成了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历史就这样被权力炮制成荒谬绝伦的历史！
2、平民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沉浮 （回本章目录）
当贵族红卫兵被绞杀之日，正是平民红卫兵壮大之时。随着平民红卫兵的发展和壮大，五大红卫兵领袖也随之横空出世。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平民红卫兵们，当时也许没有想到，当他们为毛泽东冲锋陷阵、浴血拼杀的时候，在前头等待他们的是：兔死狗烹。
“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大学红卫兵领袖聂元梓(1921-1994) （图09-19）
图09-19：演讲中的聂元梓 |
聂元梓，女，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夫妇的黑箱操控下，她贴出的大字报被毛钦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而使她名扬天下，成为“文革”风云人物，也改变她稳当“走资派”挨批挨斗的命运！
6月18日，在聂元梓等毛派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制造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见07章“学校大乱”)。
由于大乱北大有功，9月11日，被任命为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领导全校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领袖。后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等要职，成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
当了主任的聂元梓，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炮打和揪斗了彭真等被毛泽东钦定的“死老虎”，炮打了朱德、邓小平等重量级人物。
11月，毛泽东想要聂元梓带人到上海串连，以群众组织名义配合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夺权。由于碍于身分悬殊，便密派爱女李讷向聂传达他的旨意。为了效忠，聂领旨后，旋即于11月19日成行，12月16日返京。她回忆说，到了上海，“就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炮打陈丕显、曹荻秋。我参加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批判曹荻秋的大会，并且提议要群众向党中央请求改组上海市委……”又据她回忆：在上海的27天里，她圆满地完成了毛交给的任务。
1967年7月，同蒯大富等其他红卫兵领袖组成了“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聂亲自参加了“揪刘火线”。
被北大左派红卫兵尊为“老佛爷”的聂元梓，已充满了“要武精神”，多次组织和参与武斗，造成重大伤亡。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聂元梓，同其他平民红卫兵领袖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她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恶狠狠地对他们说：“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就歼灭之！”一句话把包括她在内的“五大领袖”和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1968年10月到1978年3月，聂被以“反文化大革命罪”隔离审查；右派复僻后的1978年4月，聂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在审判中，当审判她到上海串连煽动夺权的罪行时，李讷否认了曾向聂传达过毛泽东的谕旨。对此，聂元梓著书反嘴说，“执行毛主席指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单独地完成的”，因而也不是李讷一句话就可以推翻的。但紧跟中央的法院，却采信了李讷的说法，并在判决书上弄虚作假，硬把毛泽东的谕旨改称江青指派。对此，她忿怒地说，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真相”的，是“对我的诬陷”。
“五大领袖”之二：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图9-20）
图9-20：韩爱晶(右)同陈伯达交谈 |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初受聂元梓的大字报启示，在北京航空学院组建红卫兵“红旗战斗队”，自任“总勤务员”（司令的代名词）。
8月25日，他率领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国防科委一局长)进行批斗。静坐28昼夜后，终使国防科委屈服，交出了赵如璋。由此，北航“红旗”名声大震，成了北京响当当的“左派”。有人诗赞曰：“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从此，年仅20岁的韩爱晶，成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红人，不仅荣任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还当上了北航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务委员等要职。
1966年12月，在毛泽东默许下，鹰犬戚本禹要韩爱晶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韩爱晶闻风而动，亲自带人直奔成都，12月17日，将彭德怀挟持来京。批斗中，他亲手殴打彭德怀，随之，其手下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使彭前额出血，两根肋骨骨折，伤及肺部，身负重伤。
1967年3月，根据鹰犬戚本禹授意，韩司令开始了“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革命行动”，为而后的监牢生活埋下了罪证。
据说，韩爱晶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同其他几位“五大领袖”一样，经过毛泽东“要武精神”洗礼的韩爱晶，已成难以驯服野马，热衷于派性武斗，对伤亡视而不见。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韩爱晶，同聂、蒯、谭、王等“五大领袖”命运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的一句话，把他们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他，1971年3月8日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遂以“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数罪并罚，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五大领袖”之三：清华大学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图9-21）
图9-21：演讲中的蒯大富 |
蒯大富，男，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1963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1966年6月下旬，由于蒯大富率先提出“炮轰”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遭到工作组的反击，并被关押18天，后又被开除团籍。但当毛泽东否定工作组之后．他获得了“解放”。
“八一八”兴起红卫兵的激浪，也把“解放”后的蒯大富卷了进去。9月2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由于他反过工作组、绝过食、受过中央首长的多次接见，名气很大，很快被推举为“井冈山兵团”领导人，人称“蒯司令”。12月19日，蒯大富又串连组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任司令。
由于“蒯司令”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直接听命于他们的一个铁拳，因而先后被任命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等要职，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最革命的“司令”。
在“红司令”毛的支持和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蒯和他的“三司”炮制了多起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
1967年1月，蒯大富和聂元梓一起赴上海参与“一月夺权”和 批判“二月逆流”，为上海夺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4月10日，蒯大富设计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到清华大学，名曰“智取王光美”，对王进行人身侮辱性的批斗。
7月，为了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蒯大富率领北京及外地各路红卫兵数万人，包围了中南海。接着，他又组织了上百万人在中南海外示威游行，要求揪刘。他还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驻扎在中南海外面，作了长期揪刘的准备。尽管“揪刘”未果，但他由此而名扬天下。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蒯大富发表了《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的文章，为毛、江“揪军内一小撮”推波助澜，使许多高级将领遭殃。
1968年4～7月间，蒯的“兵团”派与“四一四”派，在清华校内厮杀，制造了一起13人丧命、400多人伤残的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蒯大富，同聂、韩、谭、王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1968年7月28日凌晨，他和他领导的红卫兵，被毛泽东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1968年底，他被流放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电解工。1970年11月，他又被押回清华受审。1978年4月19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遂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五大领袖”之四：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厚兰（图9-22）
图9-22：谭厚兰(右)同毛泽东握手 |
谭厚兰，湖南人，女，教师，共产党员，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1966年6月，谭厚兰以聂元梓为榜样，率先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工作组，因而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后，她迅即成了“英雄”，公推为学生领袖。
1966年8月23日，谭厚兰在北师大组织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造反组织；同年12月26日，她又联合其他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被推举为总负责人。
1966年11月，在中央文革小组授意下，谭厚兰率200多红卫兵到山东曲阜“孔家店”造反。在曲阜的二十九天里，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经陈伯达批准刨平孔坟，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破坏文物6,618件，当场又对其曝尸批判。她还专程解押孔学专家周予同教授，逼其亲手挖掘孔坟，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高赞非等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葬”。
由于谭厚兰效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被任命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等要职，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她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炮轰八级党政机关，影响力极为广泛。她还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联合，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积极作用。
在1967年3月，谭厚兰在江青授意下，积极参加反击“二月逆流”，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公开提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3月22日，在北京休育馆由她主持的批斗会上，“要武精神”勃发，把副总理谭震林打得头破血流。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谭厚兰，同聂、韩、蒯、王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她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终遭抛弃。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一句话把包括她在内的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贬值、抛弃后的1968年7月29日，工宣队开进北师大，她旋即失去了权力。10月，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她被发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她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随即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因患宫颈癌晚期，1982年获准保外就医。不久死于湘谭老家，时年42岁，终身未婚。
“五大领袖”之五：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领袖王大宾（图9-23）
图9-23：廿世纪末的王大宾 |
王大宾，男，四川凉山人，194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1965年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向全国蔓延，王大宾也随即拉起了自己的山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开始了破“四旧”揪工作组的运动。
为了揪斗曾任地院工作组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和支持邹的地质部党委书记、副部长何长工，从8月23日到10月27日的六十多天里，王大宾亲率“东方红”红卫兵“四进地质部”，达到了揪斗的目的。“四进地质部”，使王大宾名声大震，成了全国有名的造反派，跃居首都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
当江青等示意揪斗彭德怀时，王大宾随即率“东方红”战斗队跳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但他还是晚到了一步，北航“红旗”先一步将彭德怀挟持到成都地质学院。恼火的王大宾带人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北航“红旗”队员和军区警卫吃午饭时，突然一拥而上，打倒看守，抢走彭德怀。由于周恩来的干预，王大宾被迫同意与北航“红旗”、成都军区某部一起，共同将彭德怀压解回北京。
7月26日下午，王大宾和韩爱晶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万人大会”，拉张闻天“陪斗”。
由于王大宾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因而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等要职。
同其他几位“学生领袖”一样，经过“要武精神”洗礼的王大宾，已成难以驯服野马，多次组织、参加派性武斗，对伤亡视而不见。
他的结局同其他红卫兵领袖一样。贬值、抛弃后的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78年被捕，不久，以“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等罪名，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3、 为平民红卫兵的覆亡放声大哭
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大功的“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和王大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其使用价值越来越低，不断贬值。到了1968年夏，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完成了夺权任务，先后组成了新的以毛左派为主的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为毛夺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毛泽东决定终结平民红卫兵的活动。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五大领袖”。毛泽东警告他们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尽管“五大领袖”争辩说，把杀人放火都归到他们头上“不公平”，“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言外之意，杀人放火多都是贵族红卫兵和“保皇派”所为。毛泽东还是毫不留情警告：“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此刻，毛泽东所借助红卫兵的那口屠刀，已经完成了使命，狡兔死，走狗烹，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1966年他批准公安部下达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毛泽东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平民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作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平民红卫兵的使命已经结束。做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学生，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红司令”的心计和手段：他们的单纯、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为毛所利用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是为保卫毛主席而披荆斩棘而冲锋陷阵的，应该是毛的功臣；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暴戾恣睢和穷凶极恶为毛所推崇，仅仅因为他们是口杀人的刀；他们更无法知道，他们朦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价值观，本来就为毛所增恶、所不容，他们原本就不是毛心目中依靠力量。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杀过人、放过火，当打倒刘、邓的任务基本完成时，他们的利用价值也随之告罄，在任一借口下，都会被无情抛弃，这是必然的。满脸委曲的“五大领袖”们，忽然发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所崇敬、所依靠的“红司令”，竟然那么无情，又那么陌生！难以名状的失落感，使他们面面相觑，继而泫然相涕，蒯大富则放声大哭。不过，林彪临走时给他们的赠言，也许对他们有所启迪。林彪说：“别哭了……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为了给终结红卫兵使命找个令人信服的根据，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此时，在“理无常是”哲学海洋里游弋的毛泽东，与他在两年前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善于”出尔反尔的毛泽东，不可能忘记两年来的所作所为：1966年8月，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同年8～11月，在天安门上，他先后八次“接见”了1,200多万红卫兵，还通过林彪和周恩来的嘴，大声赞扬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残暴精神，说他们“做得对，做得好！”“好得狠！”到了1967年5月16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赞扬红卫兵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善弄权术的毛泽东，当时丝毫不露“历来如此”的玄机。显而易见，他向红卫兵发出“就歼灭之”的狠话，暴露了他利用红卫兵的无知、暴戾的险恶祸心！
贵族红卫兵与平民红卫兵及其五大领袖发迹、得宠、威武和结局，发人深省。终使人们悟到，在毛泽东的导演下：左派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结局，虽令人扼腕，但的确是罪有应得的替罪羊；右派贵族红卫兵、造反派的结局，虽令人不齿，但的确是血债累累的既得利益者！
在中共专政极权下，平民红卫兵与贵族红卫兵的不同结局是必然的，因为平民红卫兵批斗的是中共当权派，而贵族红卫兵残害屠戮的是弱势群体，尽管双方都在党内左右派支持下进行了武斗。两种不同结局，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手段阴险、狡诈、反复无常及其机会主义的无道性，也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反人类的封建血统论政策的一贯性。
平民红卫领袖们的泫然相涕和蒯大富的大哭，证明他们愚蠢有余而省悟不足。他们也许认为，他们是他们红司令毛泽东的功臣，让他们当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是不公正的。然而，自他们从1966年6月被他们的红司令高捧而横空出世，到1968年7月28日遭他们的红司令遗弃而扫地出门，在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在他们红司令的指挥下，同他们的对手贵族红卫兵一样，都干尽了坏事，双手都沾满了血污，都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罪犯！
令人悲哀的是，在一党专政下，中华民族已变成了一个健忘的民族——长期以来，在权贵和御用史家、学者、作家们的鼓噪下，亿万百姓在赞扬毛泽东取缔红卫兵的同时，却对同一个毛泽东在制造、支持和统率红卫兵中所犯下的反人类大罪视而不见！
第09章附注：（回本章目录）
附1、反人类罪——危害人类罪：(返回注处)
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规约》将“危害人类罪”归纳为11宗罪：
1.谋杀行为：所谓“谋杀”，是指以故意杀害或致死他人的方式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平民人口实施的攻击行为。
2. 灭绝行为：所谓“灭绝”，是指包括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如断绝粮食和药品来源，目的是毁灭部分的人口。
3. 奴役行为：所谓“奴役”，是指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包括在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的过程中行使这种权力。
4.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的行为：所谓“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是指在缺乏国际法容许的理由的情况下，以驱逐或其他胁迫方式强迫有关人员迁离其合法居留地的行为。
5.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所谓“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指严重违反关于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国际法基本原则，采用各种方式长期或无限期地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6.酷刑：所谓“酷刑”，是指故意使被羁押或受控制者的身体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的行为。
7. 性攻击行为：性攻击行为，是指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与性别有关的虐待行为。
8.迫害行为：所谓“迫害”，是指违反国际法规定，故意严重剥夺某一团体或集体基本权利的行为。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这种迫害行为是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3款所界定的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
9. 强迫人员失踪的行为：所谓“强迫人员失踪”，是指在国家或政治组织直接授意、支持或默许下，逮捕、羁押或绑架有关人员，并将其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继而拒绝承认这种剥夺自由，或者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及下落的行为。
10. 种族隔离罪：所谓“种族隔离罪”，是指一个种族团体出于维持其体制化制度之目的，有计划地针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一个或多个）进行压迫与统治，而实施的与危害人类罪行为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
11.其他不人道行为：所谓“其他不人道行为”，是指严重损害身体或者心理完整、健康或受害人尊严的行为，例如损害或严重伤害身体。
附2、“保皇派”: (返回注处)
“保皇派”一词不准确。当年的“皇”是毛泽东，而“保皇派”保的是毛的右派臣子们。“保爹保娘派”一词也欠准确，因为“保皇派”保的不一定是他的爹娘，保的是右派当权派。不过，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说，本文也权按此名。
附3、《联动宣言》(返回注处)
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
中发秘字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地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1967年元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