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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八四指示”中的“群众专政”问题，毛泽东解释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在“横扫”、“红八月”和而后的武斗中，抓人、私设公堂、打人、杀人和大兴、昌平大屠杀等野蛮暴行，都被毛泽东肯定了。一年后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时，再次肯定了北京的“群众专政”：“过去北京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谓的“群众专政”，就是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它的实质是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论的有力证据之一！
在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号召下，特别是在北京红卫兵和民兵大屠杀被最高领袖赞扬之后，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迅即丧失功能；与此同时，“抓促小组”、“群众专政法庭”、“人民最高法庭”、“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名目繁多的“群众政法机关”，在毛的“群众”痞子、无氓无产者的组织下，纷纷登台亮相，开始疯狂地反人类的大屠杀。
“群众专政”颠覆了“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的华夏文明，解放了人的兽性，使法制崩溃，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在这种人造的政治情势中，毛泽东的那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变成了人们效法“说一套，做一套”的样板。其中：
1967年以湖南省道县的“群众专政”为最。据官方统计，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里，道县全县36个公社1,590个生产队，经“抓促小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共杀3,503人，逼迫自杀1,071人。全地区（包括道县）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详见第15章一）
1968年以广西的“群众专政”为最。据报导，在1968年广西全省杀死的十多万人中，有4～6万人是在省革筹委（政府）的“七三布告”号召镇压“阶级敌人”后，由县、公社、大队等政权机构用“群众专政”的办法杀死的。其中杀人上千规模的市县有：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民、居民3,441人，176户全家灭绝；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参与屠杀；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详见第15章二）
毛泽东领导下的“群众专政”，仅在中国贫苦的农村，从1966年8～9月以北京大兴县为代表的大屠杀起，再到1967年8～10月以湖南道县为代表的大屠杀，直到1968年8～9月以广西宾阳为代表的大屠杀为止，毛泽东就完成了从杀几百人再到杀几千人直到杀几万人的“群众”屠戮三级跳！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群众专政”中，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甘肃、江西等省的县城和农村，都发生过与道县、宾阳类似的屠杀，其规模、时间和波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在毛泽东有领导的“群众专政”屠杀中，中共各级权力部门都有不俗的表现：乡社和大队一级肆无忌惮地大砍大杀，但也有不少地方按兵不动；县级暗中支持或公开纵容，但相当多的县级作壁上观；省、地市级装聋作哑或熟视无睹；“群众专政”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呢？他们在号召、鼓励和怂恿之后，便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和形势的发展，最后出来“纠偏”，继续扮演“大救星”的脚色！
据估算，在1966年之夏到1968年之秋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县城和农村，有10～30万人被“群众专政”杀害，伤残不计其数。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实质上是纵容、煽动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