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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夏天，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当人们听到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最高指示”后，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被裹胁到“群众专政”中，并在那里呐喊、疯狂、颤栗和呻吟！但疯狂的造反派们并不满足，他们高举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革命红旗，把“解放全人类”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群众专政”，推出国界。1967年1月25日，69名留学生回国途中，到苏联莫斯科红场上造反。他们高声朗读着毛的“反帝”“反修”语录，扬言要对苏共修正主义实行“群众专政”，因而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导致多人挨打负伤，酿成了红场血案。在巴黎的留学生，当听说留学生在红场上挨了打、流了血后，立刻带上刷子，提上油漆桶，列队前往苏联驻法大使馆前写抗议标语。当他们走到半路时，便被法国警察截住，不仅挨了打，还被法警用囚车押送机场，逐出法国。
“解放全人类”的“群众专政”在国外失利后，造反派把“反帝”、“反修”的目标，指向外国驻华使馆。
1966～1967年间，由于红卫兵、造反派的造反行动，使中国与已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国家，先后发生过外交纠纷。继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后，到了8月，疯狂的红卫兵先后火烧了印尼驻华大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处。
为了“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的中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周恩来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受命于中共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政变，处决了一批高级将领。然而，政变失败了。政变失败后，拥有200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遭到了残酷镇压，数十万印尼华人也因而丧生。1967年8月5日上午，上千印尼人，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狂呼着反华口号，冲进了大使馆，打伤了四名中国外交官，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天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当晚8时，他们决定对印尼实行“群众专政”：他们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制造了第一起火烧外国大使馆事件。
火烧外国驻华使馆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图12-1)
图12-1：火烧英国代办处 |
近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很难避免国内造反和“群众专政”的影响，而大陆驻港机构，已奉命在港输出革命。
8月初，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年报》等三家中共报纸，奉命刊登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号召香港民众起来造反，推翻港英当局和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当香港的主人。香港舆论哗然。港英当局立即采取行动，武力查封了三家报社，并逮捕了19名新闻记者和三家报社的34名工作人员。香港政府这一举措，犹如火上浇油，激怒了中共支持的港九地区造反派，他们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港九，要让“群众专政”取代港英当局。8月4日，首都新闻界召开盛大集会，“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斗争”，中共中央大员们和受毛泽东、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姚登山，都亲临现场，为大会助威。几天后，广州地区的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摸过尖沙嘴港穗分界线，缴了港英当局边防警察的枪。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可以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8月16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要求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
香港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楼价暴跌90％；8月4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开来香港压惊。
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的“滔天罪行”，要求港英当局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三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与报社工作人员。接着，他们在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与此同时，由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对代办处采取“革命行动”。
8月22日晚，外交通牒的四十八小时时限到时，外交部“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人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由外语学院、外交部为主的约千人红卫兵和造反派，于22时40分，分别从西墙、北墙、正门三面冲进代办处。他们在代办处内进行革命：捣砸各类器物，放火焚烧东、西院楼，烧毁了卧室、车房、油库和9辆汽车，烧光了室内存放的档案，对英国进行了一次令世界瞠目的“群众专政”。
据报导，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英国临时代办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纷纷逃离代办处：临时代办逃到使馆后面的印度使馆，躲在大门后；逃到芬兰使馆的两位姑娘，受到了保护；几位女士，逃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被拒于使馆门外，惊恐万状……
当年，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恩做了这样的记载：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群）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的排外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导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红卫兵涌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点燃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破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
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齐躲进了保险库，……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通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当年，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像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像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召开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行动。”
8月底，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一场外交史上的大丑闻，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本已孤立的中国外交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及其左派的倒行逆施，颠覆了保护外国使节的现代文明，使党内右派抓住了左派的把柄，有了反击的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