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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导，８月25日上午，杨成武在周恩来处受领任务后，当即肩负重任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的“建议”。他还按周恩来的布置，带去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等人起草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等文稿，面呈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看着他早已看过并曾加以认可了的文稿，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先去休息，说“考虑考虑”再说。经过整整一夜的掂量和权衡，他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上午，他召见杨成武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敢怠慢？安排好飞机后，迅速回到毛泽东的住处，聆听“最高指示”。
毛泽东狠狠吸了一口烟，吐出后，在弥漫的烟雾中缓缓地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赶忙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做出了记录的架式。只听毛泽东不紧不慢、一字一板地说：
“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月26日下午，杨成武乘机飞回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异常兴奋，当即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解决。他决定晚上在钓鱼台召开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小型碰头会，并嘱秘书在会场外布置十多名军警，随时执行逮捕任务。考虑到王、关、戚都是中央文革大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老谋深算的周恩来，采取分化战术：把计划密告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取得了陈的支持，分化了小组的领导层，确保了逮捕行动的顺利进行。
是晚，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先后走进会场，坐到指定的位置上。除陈伯达外，他们都不知将要发生的事，都在谈论者近几天发生的文革新闻。
碰头会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肃地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
与会者都习惯地拿出笔记本和笔，做好了记录“重要决定”的准备。王力、关锋、戚本禹“三大才子”，不仅做好了记录准备，按照他们的思惟定势，他们还要猜想这个“重要决定”可能内容，甚至联想到这个“可能内容”将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当周恩来照本宣读杨成武的记录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大变，颤抖的右手已无法运笔记录了。不知情的江青，顿时脸色大变，一下损失了三员大将，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事先已被告知的陈伯达，正襟危坐，目光迷惘，已经在思考这个“重要决定”对他的工作的重大影响了。
“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后，在会场外等候的军警迅速走了进来，把王力和关锋逮到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地方。从轻发落的戚本禹，几个月后，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经过秘密穿梭，不费一枪一弹，周恩来成功达到了“清江侧”的目的！
从周恩来一个人的秘密“奏折”，经杨成武一个人的秘密穿梭，到毛泽东一个人的秘密决定，最后到周恩来等几个人的秘密执行，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中共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及其运作方式：独断加暗箱——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又一大特色。
“王关戚”何许人也？王者王力，原中共中联部副部长，曾当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宣传组组长(宣传部部长)；关者关锋，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戚者戚本禹，原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秘书局局长。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王、关、戚三人，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时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同时被尊称为“中央首长”，因而，同时发飙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
王力（1921～1996），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期间，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过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在中联部，他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十次去莫斯科，成了《九评》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起草工作。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了中央权力中枢。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和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上的历次讲话文稿中，都有他的手迹。他善于揣摩“圣意”，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一号笔杆子；他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促成“七二○事件”中，曾大显身手，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一大功臣。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他效法“伟大领袖”口吻说的“八七讲话”，成了他倒台入狱的罪证。这位曾在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上，被一百多万人热烈吹呼为“胜利归来的英雄”的他，刚当了一个月另一天英雄，便从巅峰上跌落下来，跌进了秦城监狱。
关锋（1919～2005），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庆云县。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等职。1956年，调任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38年改名为关锋，使用至今。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他立马跟上，撰文大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来，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1966年4月，他被钦点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不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工作。由于他善于揣摩“圣意”，很快取得了信任，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二号笔杆子。他伙同戚本禹成了揪斗彭德怀的策划者和主使者。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主持《解放军报》、《红旗》工作中，他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又一大功臣。然而，到了1967年8月1日，他主持的“八一社论”，学着领袖的口吻，大讲起“揪军内一小撮”来，受到了毛的赞许。但由于“理无常是”哲学水平不高，他没有料到，不到半个月，“伟大领袖”竟改变了口气，使他栽了个大跟头，一下子栽进了秦城监狱！
戚本禹（1931～），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生于上海市，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初，他从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1963年，他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给李秀成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如，他在文章中说，李是太平天国的叛徒。他的这个观点，虽受到了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好感。毛在他的文章旁边，批了否定李秀成的16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他由此而发迹。1964年，戚本禹得到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政治上十分敏感且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当看到姚文元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批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受到了启发，很快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再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姚文导致吴晗夫妇监毙，女儿神经错乱自杀于狱中，戚文致使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于北大校园。1966年5月22日，他取代田家英掌管秘书室工作，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密大权。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的自杀，使他很快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5月28日，35岁的他，荣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挤进权力中枢，一跃成了“中央首长”。年轻得志，血气方刚，权欲强烈，头脑发烧，其革命热度远非王力、关锋所能攀比，成了中央文革第一大杀手。由于他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经常深入第一线，亲自策划、指挥红卫兵和造反派造反、夺权，又被誉为“戚大帅”。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戚大帅”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属，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例如：他指挥红卫兵把毛的死敌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打断了彭的肋骨；3月底，他著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把刘气得口吐鲜血；8月5日，他组织和指挥红卫兵造反派在中南海内造反，批斗刘、邓、陶，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翻在地；8月上、中旬，他同中央文革其他要员，支持姚登山打倒陈毅，夺外交部的权，支持向港英当局发最后通牒，最终导致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他这种不顾一切的打手脚色，使他成了党内右派眼中钉，肉中刺，当领袖改变方略向右派妥协时，他不可避免成为牺牲品。随着他的倒台，一大批人因株连而遭清洗，仅北京市一地，就“清理”出戚派人物150多个。党内右派政变成功后，恶迹斑斑的王力和关锋，都被免于起诉，而这位为毛泽东立过大功的“戚大帅”，却被判18年徒刑。正是：
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打倒他的功臣王、关、戚呢？
善于用真假搀和来打扮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说，一是王力于当年８月７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观点极左，二是王力、关锋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的那篇“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他们甚至指证说，毛泽东看到“八一社论”和“八七讲话”后，忿怒地批道：“大、大、大毒草！”
实际情况并非像御用史家们说的那样。作为毛泽东的打手，不论是“八一社论”，还是“八七讲话”，或是策划外交部造反派的“揪陈大军”揪斗陈毅，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事件，都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决定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全面内战”、“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等一系列“最高指示”逻辑发展的结果。
王力“八七讲话”的极左观点是什么呢？王在讲话中说，要打倒陈毅，要夺外交部的权。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等等。
那么，在夺外交部的权和揪陈毅问题上，毛泽东持什么观点呢？“全国展开全面内战”是他号召的，“一月夺权”和尔后的全国夺权风暴是他煽起来的，造陈毅的反，夺外交部的权，他也是支持的。7月1日，他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王力“八七讲话”后的8月17日，他还在说：“外交部问题，对陈毅我也不那么高兴。……对陈毅这样的人，我，林总，总理有什么办法，这是要靠红卫兵……”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指毛）的原话的重复。”
紧跟毛泽东状告王、关、戚的周恩来，在夺权和揪斗陈毅问题上又持什么立场？1967年1月17日，他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说：“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1月20日，他在接见二机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巴黎公社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我们是用暴力保护你们夺权。”1月21日，他在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时说：“政治统帅一切，要全面夺权。”1月29日，他在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有些单位不一定是这样也要夺……”4月26日，他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说：“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5月12日，他在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其他九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谈话时说：“外交部夺权我是支持的。”但揪出王、关、戚后，他改口了。9月2日，他在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说：“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还借机清理经常给他制造麻烦的江青的打手们。他向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吴德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明确交代：“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结果“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应当肯定的是，他始终是保陈毅的。
在外交部夺权和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不过是一个前台打手。之于“揪军内一小撮”，既不是关锋的发明，也不是王力的创造。
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就在《通知》的文稿中，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段文字，就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原始版本。之后，毛泽东便开始逐步实现他制定的揪斗军内“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计划：1月8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上将被揪斗；18日，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被打倒；19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一批高级将领，被拉到北京十万人大会上批斗，身负重伤的罗，还坐了残酷的“喷气式”；26日，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被揪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
1967年1月10日，关锋会同王力和军报其他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上报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他们在建议中非常谨慎，没有敢使用毛泽东“一批”的估量，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比“批”量小得多的“一小撮”和“极少数”等量词。他们在建议中说：“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五一六通知》的合理延伸，是对“一批”范围的谨慎压缩。对此，江青划圈表示同意，林彪批“完全同意”。自此，“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正式登场。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大会。会上，旗帜鲜明地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大员都参加了大会。当时康生说，他请示过毛泽东，说毛主席完全赞同。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经毛泽东审定的这封信中，明确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自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席卷中国。例如 ，“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等等，充斥了全国大、小报刊的头版和首页，“八一社论”不过其中之一而已。
为了呼应“揪军内一小撮”声浪，毛泽东在8月初，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表达了对“军内一小撮”将帅“支右”不“支左”的愤慨。直到8月12日，国内形势恶化到快要失控的时候，特别是听到“清君侧”的传闻，他那颗发烧的大脑才开始冷却，才不得不发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的指示，主动为“揪军内一小撮”降温。但“提法不策略”不等于否定“提法”；然而，御用上层精英们，却以此迫不及待地制造出了个毛泽东怒批“大、大、大毒草”的谎言。
由此可见，无论是“八一社论”的“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八七讲话”中的“揪陈毅和夺外交部的权”，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的集体“产品”。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拿他的功臣王、关、戚问罪呢？
当听到周恩来要他自清江侧的暗示后，熟读历史书籍的毛泽东，立刻想到了曹操借头平兵怨的故事。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描写了这样一段故事。曹操与袁术战于寿春。时曹操率兵17万，日费粮食浩大，又逢各地大旱，接济不及，虽向孙策借粮10万斛，也只能解得燃眉之急。适逢仓官王垕入禀：“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曹操巧设“阳谋”告诉他：“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说：“士兵怨愤，如何？”曹说：“我自有良策。”王垕遂遵命照办。因兵士食不果腹，遂生怨愤，军心不稳。曹操乃密召王垕来见，说：“我欲借你一物，以压众怨，你可不要吝惜啊。”王垕莫名其妙，问道：“丞相欲借我何物？”曹操不动声色，凛凛可畏地说：“我欲借你人头示众！”王垕大惊失色，力辩：“我无罪……”曹操成竹在胸：“我也知你无罪，但不杀你，军必生变。你死后，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不必多虑。”王垕还要申辩，曹操喝令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王头于髙竿，出示榜文曰：“王垕故行小斛，克扣军饷，盗窃官仓，军法从事！”蒙在鼓里的众兵士们，欢声雷动，怨忿顿解，只差没呼“万寿无疆”了。化解矛盾，赢得军心，突现刁雄曹操“伟大、光荣、正确”的魅力。
掂量和权衡了整整一夜后，毛泽东决定依典复制曹操借头史：他向杨成武口述了他清除王、关、戚的决定。显然，这个决定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决定；但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霸道，安抚了将帅，稳定了军心，从而挫败了少数将领清君侧的谋图。在毛泽东的权弄下，功臣王、关、戚，稀里糊涂地当了“王垕”，成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所幸没被斩首。
也许良心再现，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给他的检讨信上批道：“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做出了“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的曹式安抚。
9月24日，外交部保陈毅派的刘华秋和毛的外孙女王海容，急想探听毛泽东对打倒王、关、戚的真实态度。毛泽东也不避讳，对他们吟出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唐诗，表达了他对“王关戚”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惋惜之情。
毛泽东权术史不断证明，他每次搞权力平衡，都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因此，虽已改称“王关戚”三人为“同志”，却难以免除他们的牢狱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