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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奈者和受难者
这个始发于五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和“一化三改造”二元畸形经济的产物。在二元畸型经济体制下，教育发展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因而不愿为发展教育增加投入。据教育部统计，仅1955年一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又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计有1,200万个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初中，200多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在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里，辍学人数均在千万上下。在这种形势下，“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参加生产”、“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做第一代新型农民”和1963年制定的“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长期战略，就成了中共和毛泽东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最佳”选择下，从1968年末到1978年的十年间，被“动员”出城镇的知青，就多达1,700万人。
在动员的“做第一代新型农民”中，到人民公社基层生产队里插队当农民的，约占下乡知青总数的75～77%，到国营农场（兵团）基层生产队里插场当农工的，约占23～25%。无论是插队当农民或者插场当农工，都是参加农业劳动，其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但在1968年到1974年5月的五六年间，因中共曾决定将农场改制成生产建设兵团（后又撤销兵团番号回归农场），插场知青因有过“兵团战士”的“荣誉称号”，曾使他们亢奋过一段时日。
1、“动员”下的无奈 (回本章目录)
1953年，国家“城乡分治”政策初步形成之后，对农村回乡知青的宣传教育工作，也随之展开。
从1953年5月起，中共中央利用《人民日报》，开始连续发表动员农村知青回乡的社论、文章，大造知青回乡务农光荣的舆论。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团中央紧紧跟上，连续向全国发出了《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等政策性文件，指导全国初中、高小毕业生劳动就业。各地党委、政府不敢怠慢，按照中央指示，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报告员、宣传员等社会力量，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就业和在校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批判轻视体力劳动和当农民学知识没有用的“剝削阶级思想”，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把农村知青回乡运动推向高潮。
在大造声势中，众多艺术典型被制造了出来。作家王汶石在他的小说《沙滩上》，塑造了两个回乡知识青年典型，一个是“像钢炮似的闪着铮铮的光辉”的生产大队长陈大年，一个是“被太阳烤焦的脊背”、“闪着油黑油黑的亮光”的副队长陈囤儿。两个人初中毕业后，抱着建设农村的理想回到家乡，使原先的穷队变成了富队，也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河南作家李准在他的小说《林业委员》里，描写了十八岁的高小毕业生、劳模社长沈玉与十七岁的高小毕业生、植树模范秀山相识恋爱的故事，把他们塑造成回乡建设家乡、科学务农的农村新人。孙谦编剧、于彦夫执导的电影《夏天的故事》，讲述了田金生和女同学米玉兰的爱情故事。考上了高中田金生，却主动留在农村建设家乡，并劝说女同学米玉兰留在村中当会计，共同同富农、贪污、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斗争。马烽编剧、苏里导演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述了中学毕业生孔淑贞回乡务农、参加家乡的水利工程后与复员军人高占武恋爱结婚的故事。影片还描述了回乡知青李克明认为在农村屈才、不安心农村工作，但追求孔淑贞失败后，思想发生转变，决心留下来建设山村。
艺术典型虽然感人，但毕竟是虚构的，其作用多是潜移默化，无法收到立竿见影的说服效果。于是，回乡知青模范的真人典型，先后被制造了出来：著名的有山东的徐建春、延边自治州的吕根泽和广东的杨明汉等。在整个五十年代，党报、团报上宣传＂回乡知青＂模范人物是当时的主题。在这一“舆论一律”的主题下，回乡知青大都被编导成“热爱农村，投身于农业劳动，刻苦钻研农业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并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从而证明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与农业劳动相结合的积极性和必然性，证明了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有无限光辉的前途”。当时人们从广播中听到的、从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回乡先进人物的“欢声笑语”，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在这一主题的导向下，“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经济体制的畸形性被掩盖了，压缩教育经费和学校规模的错误决策，由蓄意淡化而合理化了。因此，有人写道：“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一场运动，却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开辟道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动员，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以致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在经济上的真实起因。”
据报导：1960年国家为农村保留的升学率为1％；到1962年，全国农村高小以上知识青年，约有2,900万人因不能升学而留在农村。显然，这是在“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大办教育”的思想指导下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奇少的结果。又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知青，仅占其总数的30％左右，而70％左右的知青认为中国农业没前途，不安心留在农村。在“舆论一律”环境中，人们只能听到属于30％那部分人的声音。但“舆论一律”疏而有漏，在一片回乡先进人物的豪言壮语中，人们偶尔还是能从审查疏漏的地方，听到了来自底层的属于70％那部分人的生不逢时的怨声。
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农历六月二十五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
辽西省新民县杏树坨子完小10名女学生，在给当时的回乡典型徐建春的信中写道：“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
山东省莱阳一中的一个回乡知青，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颇具代表性：“自接到没考取大学的通知书后，每天无精打采，又急、又愁、又恨、又苦闷、又吃不下饭。前几天我到县人委去过，我县没有工作分配，我在家里真是坐立不安，真把我急坏了，焦躁坏了。现在人家考上学校的人多幸福啊，愉快啊，进步又多大啊！而我却在家蹲着，干上了农业劳动。由于长期求学，庄稼活十分生，身体非常弱，干起活来十分吃力。通过这几个月，我感到农业社的劳动真不轻，劳动强度真大，天天起早拉晚地到田野劳动，简直把我累得有些瘫痪了，全身痛，腿也麻木了，腰杆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实在抗不了。而这又不是干一天两天，好家伙，而是要干上它几年几十年。别人不知怎样，我可尝够了。熬到高中毕业，多不容易啊！当了12年学生，又硬逼着推粪登山，参加农业生产。想到这里，气得我脑子有些胀痛，好像要炸开似的。
“在家不仅抗不了那样大的劳动强度，而且也受不了群众舆论的讽刺、打击。我母亲和我哥哥也常气我，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我下庄稼地干活。因为我上了这6年中学也不容易啊！全是我哥哥省吃俭用供给我的，现在我哥哥那里困难也不少，家里没烧的，也没钱买，拾吧?又没有时间。
“我天天想，倘一直这样干下去，能学点什么哪?能有什么进步呢?将来能成个什么样的人哪?”
五六十年代，笔者在黑龙江农村十二年，也认识几位回乡知青。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没学上的失学、辍学者，深感在农村没有出路，他们中很少有愿意听凭命运摆布、甘心在“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一辈子。一个吕姓姑娘，长得漂亮，初中毕业后，提亲的接二连三，都被她回绝了，因为她不愿一辈子当农妇。最终，她的愿望达到了——嫁给县城里一个干部，当了市民。一个刘姓的高中毕业男生，就没有吕姑娘幸运。他被安排到村小学里当老师，他觉得屈才，不安心，一心想跳出农村，几经周折也未能如愿以偿。后来，他被安排到公社中学当了老师，最终把他“捆”在了农村。还有几位回乡知青被大庆油田招走。其中一位嫌那里太苦，受不了，跑了回来；没有跑回来的人，现在可能都已成了大庆市的市民。
回乡知青不安心农村的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其主要原因是感到在集体主义肆虐的人民公社里，他们的才智难以充分发挥，也不可能“大有作为”。三年人为灾难之后，中国农村在“八字方针”下刚刚恢复得有了点生气，便步入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连串政治旋涡的折腾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尚且难以发挥，知青们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才干哪有你用武之地？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远比城市下乡知青如侯隽、曲折等典型人物，更了解农村和农业。在二元体制禁锢下，无论是回乡知青或是下乡知青，他们的才智很难充分发挥。只有人造典型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农村需要知识，需要人材。”似乎“农村需要他们，他们需要农村”，但她（他）们中没有一个扎根农村，没有一个能带领农民摆脱贫困，而那些著名知青典型们“带领”农民“脱贫”的“先进事迹”，实际上都是党和政府用“特惠式的赏赐”和“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制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