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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压下的回家风暴
（取材或摘要于《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梦》等书）
1978年，面对风起云涌的知青返城回家风暴，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沮丧地说：“
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这就是当年风传的“四个不满意”。但这个不承认失败而认可失败的“四个不满意”，即没有公开报导，也没有向下逐级传达，而面对“风传”，即没有官员出来肯定，也没有官员加以否定——这是赤文化之一的模糊权术。中共是个一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党，它的领袖都是“伟光正”的化身，因此，他们没有认错、道歉、下“罪己昭”的义务和习惯。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因此，他们不会认错。如果发生了某种无法回避的错误，本能使他们不是将错误归咎于天灾，便是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假如他们找不到天灾或人祸的替罪羊，他们便动用模糊权术，使他们的错误在悄悄中淡化，悄悄中改变，从而让老百姓在悄悄中遗忘。毛泽东和周恩来制造的践踏人权的上山下乡运动，同他们制造的横暴中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一样，在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暴中落幕时，就经历了“三个悄悄”的模糊化过程。总之，他们不会对他们侵犯人权的作为做彻底反思，更不愿公开承认上山下乡运动的荒谬，犹如他们至今不愿公开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使数千万中国人丧生一样。
历史业已证明，任何不反思、不认错、不忏悔、不道歉的政府，都是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的寡头专制政府。
中共要让老百姓在“三个悄悄”中遗忘，老百姓却不愿忘记。八十年代，以小说《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异军突起，冲破歌颂和“舆论一律”的藩障，对上山下乡运动和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控诉和反思。接着，《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白桦林作证》等“悲壮文学”系列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在这些小说和电影里，尽管作家们都在“主旋律”底线之上涂饰，自觉地突出“壮”，淡化“悲”，渲染“浪漫”，却无法回避苦难。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小说，是以虚构的知青伤痕和悲壮，构建起了知青文学的史诗长廊，那么，九十年代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则以知青真实生活为基础，全景式地记述了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悲壮历程，展现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血泪画卷。
令人遗憾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在“主旋律”制约下，许多人不敢谴责上山下乡运动，不少人力图把强加于知青的苦难描述成人生的骄傲，绘制成英雄主义的源泉，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营造“喜剧”氛围，硬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这种对知青苦难的美化，是变节美化：它冲淹了对上山下乡运动侵权的谴责，消融了对由侵权所造成苦难的反思。知青苦难虽可以造就英雄，但苦难一定涂炭民生、污损世道，正如不义战争可以造就英雄，但战争一定毁坏人寰、屠戮生灵那样。因此，任何美化知青苦难，都是为知青苦难的制造者开脱罪责。这种怀有崇拜苦难、美化苦难的变态心理，使这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青春无悔”的大合唱中。例如，因写知青题材而成名的作家张承志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他与九十年代初的“魂系黑土地的知青回顾热”，都是这种苦难崇拜变态心理的丑陋表演。2008年，还有作者以“无悔者”自居，侈论什么“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就是这种粉饰知青苦难制造者的丑陋媚态。
八十年代，失去了六、七十年代趾高气扬的知青典型——红托儿——贵族们，到了九十年代，发现气候适宜，特别是“三个代表”颁布后，他们便在“主旋律”的支持下，以“青春无悔”者的姿态，卷土重来，开始说当局在模糊中不好说的话，做当局在模糊中不便做的事，继续充当红托儿丑陋角色。以侯隽为代表的知青贵族们，利用各种媒体大喊“青春无悔”，高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正确方向”，侈论上山下乡是知识青年的“自觉、自愿、自主的行动”，等等。他们还在河南郏县和天津宝坻县等地的政府支持下，筹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和“中国知青村”，为失败了的上山下乡运动树碑，他们还著书立说，签字发售《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等书，为荒谬的上山下乡运动立传。
但老百姓不愿忘记：发生在1978年到1979年的那场惊天动地的返城风暴。那场席卷全国的返城风暴，使滞留在农村的八百多万知青，除少数知青（约占2～3%）外，绝大多数都摆脱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困扰，结束了强加给他们的苦难，胜利地返回城市与父母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