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21章8抛出陈伯达当替罪羊)

已有 375 次阅读2015-8-16 04:29 |个人分类:文革

     1抛出陈伯达当替罪羊           

    《第六号简报》出来后,惊慌失色的江青,拿着简报,领着如惊弓之鸟的张春桥,来到毛泽东御前告状。毛泽东看过简报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收回《第六号简报》,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没给副统帅留一点面子。毛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之举。在他看来,林彪对他并非绝对忠诚,选其当接班人是一种权力交换。九大后,当林、江两派争斗烈时,他心目中的信任天平正向江派一边倾斜。二中全会前,他发现林在军队里的势力快速膨胀,而林的“第一号手令”的下达,公然挑战他的权威,有篡夺军权之嫌,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令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林在全会上批张时那一呼百应之势、以及《第六号简报》那股浓烈的火药味,都公然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尽管善玩“阳谋”的他,曾私下准许林不指名的批张,但出乎意料的是批张来势迅猛,已经威胁到他的台前代理江青,使他大吃一惊!猜忌心结促他立即做出判断: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批张行为,是林彪搞的阴谋。嗜权如命的他,忽然发觉大权旁落的危险已经再次出现,刘少奇第二就在眼前。对此,他不能听之任之。他迅速做出决定:遏制林彪集团,保护江青集团。为了分而化之,各个制伏,他先稳住林彪,抛出常委陈伯达当其替罪羊,针对陈选的几段语录,写了一篇我的一点意见》,借以警告林。他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的一点意见》通篇充斥着专横、武断、谎言,又是不值一驳的文章。在民主社会里,这种专横文章是没人敢写的。因为,在中央全会上,自由表达意见是党章上规定的民主权利;但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一篇不值一驳的侵犯民主权利的谎言,便能震慑住二百多名中央委员,没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敢反驳。陈伯达是从文革发迹的领袖级人物,党和国家的第四把手。然而,仅仅一篇支持林彪的“天才”论,使他从权力的峰巅,堕入万丈深渊。陈的倒台再次警告人们:一手遮天的毛泽东,打倒二号领袖刘少奇历时三年,而打倒四号领袖陶铸和新四号领袖陈伯达,只用一句话——这就是马列主义者倡导的民主集中制。

    据笔者考察,陈伯达是个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忠于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工作。后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并在福建军阀张贞部当少校秘书。1935年参加编辑《华北烽火》。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在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解放”前,在毛泽东同肩负莫斯科使命的王明、周恩来权斗中,他协助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战胜王、周联盟、巩固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积极配合毛泽东起草了《七大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对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贡献。其中《论联合政府》载入《毛泽东选集》,著作权归毛。当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他写了批蒋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受到毛高度赞扬,被上层精英们誉为“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是一本“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书,等等。“解放”后,他紧跟毛泽东起草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在“三大改造”和大跃进中,他紧跟毛泽东进行过疯狂,使数千万农民饿毙。他积极参与毛推动的中苏论战,起草《二十五条》,参与“九评”文章的编写。当获知毛要整刘、邓时,他起草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他点睛式地修改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使《纪要》一下子蹿升到马列主义理论高度,等等。文革1966年,他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了文革中的权力中心。毛旨,起草了《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文革纲领性文件,为毛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手持毛的“尚方宝剑”,一夜之间,夺了《人民日报》的权力,自任总编辑,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等系列社论,鼓动造反,引发和推动了“红八月”大屠杀,导致全国十万人丧生其中北京有五千多人死于非命。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代表毛泽东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接着在1967年元旦,他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掀起了向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全面夺权斗争,得罪了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为文革后科以重刑埋下了祸根;11月6日,他的《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颂扬其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等等。

    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最主要任务要善于赞颂最高领袖,因此,要求理论家们要擅长揣摩最高领袖的思想,并将其思想转化成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全国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最重要使命要善于紧跟最高领袖,因此,要求政治家们要敏捷领悟最高领袖的意图,并将其意图转化成宽猛相济的指导方针付诸实施。做为中共理论家兼政治家的陈伯达,公正地说,这些任务和使命,他都做到了。到了九大,陈伯达事业峰巅,当选为政治局五大常委之一,大名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康生之前,成了炙手可热的党国第四把手。因而,他获得了极高的赞誉:“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显而易见,陈伯达的一生是配合、紧跟毛泽东的一生,是毛泽东旨意进行革命的一生。文革之初,原本是江派的领军人物,但在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几年中,备受江、张的掣肘和排挤,权力逐渐为江、张所取代,成了半傀儡。由于争宠夺幸,他逐渐与林派靠拢,谋求林的支持与江、张抗横。然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揣测领袖意图”出了偏差,导致马失前蹄,酿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尽管他还不是林派人马,但在毛泽东看来,他在全会上的发言和选编的语录,是投靠林彪的铁证。他已触犯了毛的禁忌,很快变成了毛必欲铲除的对象,向他发出了声讨檄文《我的一点意见》。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根据毛的讨陈檄文和面谕,中共中央发出“批陈整风”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一个政治局常委,企图揪斗一个政治局委员(这个委员在毛死后被判死缓,真的倒了),成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反党分子,而一个党主席轻而易举地又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却变成了反对分裂的革命者。这就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

    全会后不久,陈伯达的“罪证”又迅速升级:他不仅是个阴谋家、托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而且还是个罪行累累的叛徒、特务和国民党反共分子。因为,毛泽东曾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话,对长期追随他并担任他的政治秘书的伯达,大加鞭挞:“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不罪则已,罪必罪死的毛泽东的权力情结。周恩来不敢怠慢,紧紧跟上,他说是“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把他投入秦城监狱。文革后,党内右派复辟,他的罪行也随之翻新变性,上述罪行包括钦点的罪行,都不翼而飞,旋以“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罪,堂而皇之地写入判决书中,科以18年重刑。1988年10月刑满释放。

    为了遏制林彪集团,毛泽东为什么先拿他的忠臣陈伯达开刀呢?在档案死不解密和拒绝独立调查的情况下,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例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对陈伯达的疑虑,也不是没有来由。那就是陈伯达的三次华北之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党政军特别是军界积聚了不少人气,许多人倚仗他来解决问题。在毛看来,形成了一个以陈伯达为首,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文武大将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语,当然来自毛的判断),加上又出现陈伯达有靠拢接班人林彪的动向,这种种迹象不能不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历史无数事实已经证明,除毛泽东外的四大常委中,在党政军中“人气”最旺、“山头”最高的不是林彪,更不是陈伯达,而是周恩来。与周恩来相比,陈伯达那点“人气”、“山头”,如果不是借口打人,简直不值一提。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当时真正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周恩来,其次才是林彪。当年他提拔林为副帅,是对付劲敌的权谋:打倒刘、邓,抑制周恩来。然而,星移斗转,刘、邓已倒,左派分裂,林彪势力要打倒他的前台代表江青和张春桥了。嗜权的本能,使他敏锐地查觉:林的抑周作用不再有效,而且还有被周所利用的危险;如果周、林联手,则权力危矣。因此,他当机立断:联合尚不敢轻举妄动的周恩来和右派势力,将羽毛尚未丰满的林彪拉下马来,保住江、张。《第六号简报》发出后那迅猛的批张形势,又使他清醒地看到,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党心、民心。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夺权、武斗、“清队”、“群众专政”和“一打三反”等各个阶段的“战略部署”中,陈伯达同江青、张春桥一样,都是他的忠实执行者和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在反击林派和党内右派掀起的批张风潮中,都应站在一起,团结对敌;然而,陈却站在林彪一边,反戈一击了。盛怒之下,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为了倒林,他再次起用同倒刘、邓一模一样的层层剥笋战术:既然你陈伯达主动跳出来为林彪充当倒张的马前卒,那就先拿马前卒开刀,在以儆效尤的同时,顺便安抚一下对文革抱有怨气的党心。毛这一招果然高明,在中央委员会里,陈的积怨并不亚于江、张,因此,当毛利用权力把怨张的怒气引向陈伯达时,不论中委中的中间派和右派多么厌恶江青、张春桥,但要打倒陈伯达,他们都能借机吐一吐心中的恶气。由是,中共政治局第四号常委陈伯达,就变成了副帅林彪的替罪羊。

    从陈伯达紧跟毛泽东舞笔弄权、浩劫中华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但从他配合、紧跟毛泽东和承毛泽东旨意进行革命来说,判他18年徒刑,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如果说可以给刽子手周恩来戴上个“人民的好总理”的桂冠,并推举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给文痞陈伯达冠上个“人民的理论家”的称号,并还原其优秀共产党员”,也不足为奇。

    陈伯达出狱后,对采访他的作家叶永烈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人们还不太清楚他的“愚蠢”、“负罪”和“发疯”具体指什么,但他能忏悔,仅此一点,这个罪犯远比中共几代领导人诚实、文明因而人性得多


路过

鸡蛋

鲜花

握手

雷人

评论 (0 个评论)

facelist doodle 涂鸦板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手机版|阿波罗网

GMT+8, 2024-12-5 15:51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