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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22章25毛泽东郁悒而终)

已有 742 次阅读2015-9-3 05:06 |个人分类:文革

  ⑷毛泽东郁悒而      

  毛泽东为什么选定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呢?

  华国锋(1921.2~2008.8),山西省交城县人。原名苏铸,字成九,1938年改名为华国锋。同年6月,参加交城抗日游击队,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年,随军南下湖南,历任湘阴县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等职。1956年后,历任中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历任湖南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中,历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1月,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3年,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76年1月,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五怒潮”平息后,4月7日,被毛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决定华国锋命运是从1952年开始的。那年,他在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当县委书记,1954年又升任湘潭地委书记,是个名副其实的毛家乡的“父母官”。在湘潭的任职,给他创造了接近毛的条件。1955年夏,当毛泽东用“枪杆子”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把亿万农民拖入共同贫困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时,华国锋紧紧跟上,推波助澜,连续发表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农业合作化,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年秋,毛泽东到湖南视察时,在长沙,指名道姓要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见时,面相忠厚的华,又给毛留下了老实厚道、忠实可信的印象。1959年,当被问及大跃进情况时,他说“田瘦了”一句话,被毛誉为“老实人”。同年,在庐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彭、黄、张、反党集团”。庐山会后,湖南省掀起了批判周小舟高潮,华国锋成批周的干将,遂被毛钦点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就在华国锋荣升的同时,周小舟被贬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由于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在1966年12月27日毛生日那天,周终于含愤自杀身亡。据报导,湖南省在批彭、批周的同时,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据官方统计,仅湘潭一县,全县粮食由1958年的672,485万斤,骤减到1960年的278,500万斤,锐减58.6%,生猪也由33万多头骤减到14万多头,锐减57.6%。当然,做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华国锋,要负一定责任,但不能全怪他。最使毛泽东赞赏的是,1967年5月,正当毛号召全面夺权时,主持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下意识地对书记处书记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对毛忠心耿耿的“老实人”,将其告发,王延春旋被打倒。自此,华国锋官运亨通,踩着别人双肩,更上多层楼,官至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

 

  尽管“老实人”对毛忠心耿耿,但缺乏政治家应具有的权谋和决断,上调中央后,并没有进入毛接班人的行列。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林彪摔死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接班人已意属江青和张春桥。但在他接到邓小平“永不翻案”的保证和两年多的对邓的考验后,在他的心目中,又形成了江青——邓小平——张春桥三架马车接班架构。然而,当罢黜了邓小平后,接班人又只剩下他意属的江、张两人。毛泽东是个“理无常是”哲学家,出尔反尔已习以为常。尽管他曾认为:江青太张狂,甚至认为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堪重托,但她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性很强,且对他忠心耿耿,仍是接班人的最佳人选;张春桥在党内、军内树敌较多,势单力薄,不足以扛大旗,但他有马列毛主义理论,足智多谋,且对他忠心耿耿,与江青一起接班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仍是他最理想的选择。

 

  然而,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斗法中,江、张两人受到了党内右派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将领的强烈反对:病入膏肓的总理周恩来和政治局常委康生,先后公然当面向他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不可重用;政治局常委朱德拿着外国人写的书,向他状告江青有企图当女皇的狼子野心;在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上,王震上将怒拍桌子,声言要上山打游击,抗议罢黜邓小平;宋时轮上将等高级将领,预谋发动支持邓小平的“兵谏”,意在清除江、张、王、姚等人;因受迫害住在301医院的将领们,在病房里,发出了反叛的呼喊:“老家伙们,做好准备,拿起武器!”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中将对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并对在福州治病的罗瑞卿大将说:“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最令他不安的是,他曾下令调整军委领导班子,调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主持军委工作,下令右派首领叶剑英元帅“病休”,给陈让座;但叶“病”而不休,没有奉命让座,仍端坐军委高堂,并假他任命的陈锡联之手,发号施令,指挥一切。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没有冒然直接向江、张两人交棒。

 

  毛泽东是个意志坚强又非常自负的人。他的一生中遇到过多次“严峻的政治形势”,他都能从容化解;他很自信,这次不例外。他之所以没有冒然直接向江、张两人交棒,只是感觉时机未到。他不会屈服于右派的逼宫,更不会把棒交给右派,他要创造条件,使逼宫者付出代价。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为了击败右派,在他的头脑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架马车接班架构,即华国锋——江青——张春桥架构。没有列为接班人的华国锋,出人意料地成了一号接班人。真乃时势造英雄也!

 

  但上调中央后经历证明,“老实人”华国锋,缺乏共产主义领袖应具备的政治素质。民初思想家李宗吾,在《厚黑学》中指出,只有“面厚心黑”的政治家,才能“成大事”,才能成为“英雄豪杰”;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者。由此可见,在政治素质上即在权谋和决断上“老实人”不能与毛、周、邓相比,而与江、张也存有较大差距。显然,毛泽东突然让华接班,是他不得已的选择;把权交给华国锋,他并不放心

 

  “老实人”华国锋,有时并不老实。当他被毛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后,为了证明其“合法”性,常拿毛用铅笔给他写的条子来炫耀:“你办事,我放心。”但“老实人”却隐瞒了毛对他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其他六个字:

 

  “有问题,找江青!”

 

  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掌舵的不是华国锋,而是江青。这点,姚文元1996年出狱后印证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中央主席的位子传予江青。”毛的“其他六个字”,也给华、江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其他六个字”的初衷,绝不是要华、江对立,而是要华辅佐江,完成他三架马车接班的构想。显然,他抬出华国锋,不是因华有领袖才干,而是因华是“老实人”,在中央没有班底实力,是个党内左、右派都能接受的人物。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策略的毛,不会在“严峻的政治形势”条件下去硬碰硬,他抬出华国锋,是缓兵之计,无非是想在左、右势力中找到一个暂时的平衡点,使他有时间徐图倒右良策。他铅笔写给华国锋的条子中,就流露了他的这种思想:

 

  “慢慢来,不要着急。”

 

  然而,上帝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太少,已容不得他“慢慢来”了。  

 

  1974年7月,正当报纸上在反复宣扬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可活到120岁以上”时,医生们已知,他得了绝症,还有两到三年的活头。

 

  进入1974年后,毛除两眼白内障看不见东西外,他还得了更加严重的疾病。据他的“御医”李志绥说,他“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17日,讳疾忌医的毛,被迫做了全面检查。检查后,医生的结论是:毛患了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大脑延髓和脊髓内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文献统计表明,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医生们的报告很快呈报到政治局。由于毛讳疾忌医,经常批评医生“夸大病情”,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专会吓唬人”,并认为自已没有大的毛病;江青也说:“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因此,报告对运动神经元病只做了些轻描淡写式的描述,而对预后的恶变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医生们隐瞒病情不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他们却把毛的绝症,用口头报告给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

 

  到了1975年2月,毛口齿不清进一步发展,连“大总管”汪东兴都听不懂。对此,汪无可奈何地说:“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可见当时,病人毛泽东,正在通过“通房大丫头”来指挥全国。

 

  到了1975年10月,毛的病情有明显加重趋势,咳嗽、气喘加重,连续吸氧气时,稍有停顿,便出现缺氧症状,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完全靠张玉凤喂饭,而且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然而,就在这种恶劣的身体条件下,他竟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向党内右派兴师问罪。

 

  进入1976年,毛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医生们看来,毛的病情正在恶化,并准备好了多种抢救方案;但讳疾忌医的毛却不以为然,他拒绝鼻饲,甚至拳打医生,叫他们“滚”。他的“通房大丫头”张玉凤,也认为医生们夸大毛的病请。她公开对医生们说:“我看没有那么严重。”但毛的病情并没按张“秘书”的想象发展。6月20日,毛发生了心肌梗塞。在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下,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毛泽东病恶化传出后,以叶剑英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情绪极为亢奋,以清除江、张、王、姚为目标的“兵谏”,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一日,曾指挥炮火夷平沙甸回族村寨的杨成武上将,带着聂荣臻元帅的口信,谒见“病休”中的叶帅,请他“动手”。叶帅摇摇头说:“再等等。”胡子上将王震,在叶府叫嚷着,催促叶“动手”。叶帅要他保持冷静。他向王震示意: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後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一按。王立刻领悟:叶帅要等毛死后动手。肩负叶帅秘密使命的原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向原属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少将,指点要津,使其迷途知返,听命于叶。与此同时,毛泽东后院起火。“大总管”汪东兴少将,深夜接待了原领导王震上将的突然造访。造访中,王要汪保护好邓小平,不得出错,并向汪暗示了军方的动向,使汪深为惊骇。本来看不惯江青的汪东兴,知毛大势已去,便与已成傀儡的华国锋联手对抗江、张、王、姚,即后来官方所称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并与党内右派核心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沟通,形成了反毛、江左派集团的统一战线。

 

 

22-9:1976年5月27日,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在沙发上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毛左集团,也不示弱:他们一方面派毛侄子毛远新充当毛泽东的特别联络员,向中央政治局发号施令,以节制右派;另一方面,他们暗中向民兵发枪,力图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与右派对抗。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病入膏肓(图22-9)。他每次讲话,都是张一张嘴,叽叽咕咕几句,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型进行“翻译”;不然,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张的“翻译”传达到中央政治局,就变成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这最新的“最高指示”中,究竟有多少话是毛的?多少话是“通房大丫头”的?只有天知、地知、张玉凤知,其他无人能知。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右手微瘫,执笔颤颤抖抖,下笔歪歪斜斜,不成字形,毛远新拿来做最新的令箭,要中央政治局遵照执行。这最新的令箭中,究竟有多少是毛写的?多少是毛侄儿的“矫诏”?只有天知、地知、毛远新知,其他无人能知。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统治八亿中国人的。——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病入膏肓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糊涂:也许他已知自己时日不多了,他无法再用“慢慢来”的“层层剝笋”计谋,来与右派斗法,借以最终挫败右派;也许他已发觉后院起火,但他已无力灭火,眼睁睁地看着火光甘着急,因为他已无力使华、汪、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也许他恨江青太不争气,缺乏高瞻远瞩的协调能力,不会主动团结华、汪以对付右派;也许他抱怨张春桥书生气十足,没有设计出制服右派的方略,成了一个徒具虚名的军师;也许他还对国民经济江河日下忧心重重……总之,太多的遗憾、太多的忧虑纷至沓来,使他思不胜思;但他已无能为力了!——1976年6月15日,病中的毛泽东,在召见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王海容时,不无悲凉地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笔者:另一件指没有收回台、澎、金、马。)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不认输的毛泽东,突然发现,在生命面前,他竟然是这么不堪一击;“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突然发现,在天的面前,他竟然那么脆弱。他想到了他的后事,也想到了如何与党内右派妥协,因为那是他惯用的平衡之策。他为他曾交待汪东兴保护好邓小平而欣慰;在他看来,他死后,邓很可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想到了被他下令“病休”的叶剑英,在十年中,叶基本上处于他的保护之下,对他不会怀恨。当是时,如果他想与右派妥协,其对象非叶剑英莫属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此时的妥协,等同于托孤,这是他不情愿做的事。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希望有些渺茫,因为,他早已知道,许多人反对文革。他担心的是毛家安危:妻子江青、侄儿毛远新可能受累,受惩罚;还担心有人可能会借机鞭尸。他对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寄于厚望,并为此铅笔草书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但他并不完全放心。9月2日,当再次心梗被枪救过来后,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摆在他面前那条托孤之路,也许能缓和左右的冲突,他想试试。犹豫几天后,从不服输的他,不情愿地指名召见“病休”中的叶剑英。当叶剑英应召来到他床前时,在他那张灰色的脸上悬吊着的那双无神的眼,直勾勾地盯着叶;他像要握手,但伸出来的手只颤抖了一下,竟没有抬起来;他似要说话,但嘴角只微微抽动了一下,竟没有吐出一个字。生性多疑的毛泽东,也许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使托孤没有托成!这是他戎马倥偬叱咤风云一生的悲剧!

 

  据报导,讳疾忌医、对医生半信半疑的毛泽东,在他临终前,竟神奇般地吐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难受,快叫医生来,救我。”但身边的医生们,已无回天之术。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一代魔王毛泽东,戴着权谋盖世罪恶滔天的头衔,怀抱着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走完了他谎言、野蛮、邪恶的一生,终年八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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