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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右派逐渐得势，要求邓小平出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新左派华国锋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消除右派的威协，他与汪东兴一起，提出了一个巩固权力、扼制右派东山再起的计划：“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正式出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把“两个凡是”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继承毛泽东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走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华国锋思想。华的这种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便裸露无余：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四人帮’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9月18日毛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表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解决“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强调说：“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
显然，做为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华国锋，继承毛泽东遗志、坚持走文革路线是很自然的事。
对此，三十多年后，一些上层精英，出于树华反邓的政治需要，硬把“两个凡是”的社论说成是“汪东兴提议写成的”，甚至“厘清”众议说：“‘两个凡是’并非由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但历史的记录证明：这种“厘清”站不住脚。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中央宣传口的讲话提纲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是2月7日“两个凡是”经典表述的最早版本，而汪的表述，不过遵命而已。之于“两个凡是”是否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看看左右两派的角力，你就会得到答案。
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右派根据各自的政治诉求，迅速分裂成新的左右两个派别集团：一个是以老左派华国锋、汪东兴、吴德为核心的新毛左集团，他们坚持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以“两个凡是”为武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个则以老右派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为核心的新右派集团，在坚持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去批判“两个凡是”，颠覆文化大革命，宣布其为“浩劫”。角力结果的历史是：新右派取得了胜利，新左派一败涂地。一败涂地后的新左派归宿是：华国锋被迫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接着在1979年，被摘掉了“英明领袖”的桂冠，“请”出领导核心；汪东兴、吴德以及反对邓小平复出的陈永贵、吴桂贤等重臣，先后被逐出权力中心，或降职他就，或黯然退休。
邓、华两派的角力，被上层精英们大书特书，成了那段历史的主轴。但史学家们好像有意放大“两个凡是”扼制右派东山再起的一面，却有意忽略甚至掩饰它的另一面：镇压。
大凡在民主政体下，新政府上台、新官上任或遇节假日，许多当权者都会大赦天下或抚慰百姓，以示体恤和宽容；但毛泽东的基本路线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反对体恤和宽容。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大凡新政府上台、新官上任或新政出台，必大砍大杀之，借以警告天下，如镇反、肃反、“一打三反”等；每到节假日之前，如“五一”、“十一”、元旦和春节等节假日，必统令各地，大开杀戒，警示百姓，以立政威。——这就是中共独有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赤文化。“老实人”华国锋新官上任，自然也不能例外。
深感地位不稳的华国锋，不仅受到了邓右派的压力，更受到一些右派暗中支持的“反革命分子”的挑战。1977年1月，一些右派支持者、异己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了声势很大的纪念活动，要求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追究华国锋及其助手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领导人的责任，公然向僵尸毛泽东叫板，令华国锋十分紧张。于是，他与汪东兴等人密谋后，“两个凡是”便出笼。其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右派不能、也不敢不认同。于是，在右派的配合下，他掀起了文革第七轮大屠杀的高潮，以儆效法者！
1977年2月22日，华国锋签发中共中央“中发［ 1977］六号”文件，转发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了第七轮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一轮大屠杀的号令：“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该《纪要》是文革期间镇压反文革义士《公安六条》的继续，因而是毛泽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据说，在贯彻文件精神过程中，有成百上千的异已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等志士仁人，遭到华国锋为首的中共党的残酷镇压，并以“恶攻罪”先后判处死刑。其中包括上海青年王申酉、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和同情李的女教师钟海源、吉林的史云峰和因批评政府而上书华国锋的湖南教师武文俊等英烈。
文革第七轮大屠杀究竟杀了多少？近几年有书称，只杀了44人；这样，如果中共想要治罪的话，“成百上千”的传说，便可界定为“谣言”，并加以刑事追究。在“档案死不解密，又不许体制外调查”的社会里，许多“谣言”，往往在档案解密后，会自动变成真言。这些现象，在共产党政府倒台或改制后的国家里，屡见不鲜。但应当肯定的是，第七轮大屠杀的规模，远比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的前六轮大屠杀要小得多。
据悉：日本《朝日新闻》曾在2001年11月2日，发表了篇题为“前主席华国锋申请退党”的文章。文章说华国锋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
既得利益者华国锋，本能地不愿承认，“解放”后的共产党，特别是文革中的中共，远比“过去的国民党”专制、独裁得多，因而干的祸国殃民的事，远比国民党多得多！既得利益还使华国锋闭眼不看，过去的共产党曾使许多中国人，每天都在批、斗、杀的红色恐怖中度日，大多数人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而改革开放后的共产党，虽然腐败，但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吃得比较饱、穿得比较好，自杀、虐杀和被枪决的人，也远比毛泽东时代少得多。不可否认的是，远比毛泽东时代富裕、自由的邓小平时代，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导致腐败丛生和分配不公，使民怨沸腾，从而使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一些政治家和文革余孽们，高调怀念毛泽东时代。显然，这种怀念不是愚昧，便是别有用心。笔者由此认为：无论是过去的共产党，还是现在的中共，都是一党专政者，因而都是中国老百姓人身的绑架者和民意的奸污者，他们解决不了迫害、腐败和共同富裕等社会问题；怀念毛泽东时代，是某些政治家和文革余孽们，利用民众的反腐情绪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尽管毛、邓两个时代有所不同，却是一脉相承的，因而，它们的不同是承前启后的结果：毛泽东时代的特征是独裁、迫害和共同贫困，邓小平时代的特色是专制、腐败和贫富悬殊！华国锋怀念毛泽东时代，不过是权力斗争中丧失权力者的啾啾哀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