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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国礼典 2

已有 288 次阅读2023-3-23 04:36 |个人分类:长篇小说

2、叛徒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花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同《东方红》一样,几乎成了人人会唱,天天必唱的歌。

 

九大同整个社会一样,每天都必须要高唱这两首歌,同时还必须要“三请三祝”,没有人敢说个“不”,因为,刑场上的枪声在警告人们,敢说“不”的人的下场。

 

撕裂的枪声、热情的歌声和虔诚的敬祝声交织在一起,成了社会的主旋律。是的,贾隽成和丁之瑜同亿万老百姓一样,每天都生活在这种交响官乐中。习惯了,麻木了,撕裂的枪声告诉你,不习惯、不麻木,不行!然而,在这种交响官乐中,一些麻木中的佼佼者们,制造出一种精妙的生存理论:他们能在“瓜菜代”的贫困中,使你心里充满着幸福感和优越感;他们还能把实践这种理论而卓有成效的人,加封为“识时者为俊杰”和“难得糊涂”的优秀专家。

 

贾隽成和丁之瑜不想麻木,但在麻木的社会里,他们必须与麻木打交道,共生存。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随声附和,但决不创新。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杨建平,被群众打成了叛徒。在揪斗杨建平的数万人大会上,他俩不得不跟着举手,不得不跟着呼喚“打倒杨建平”的口号,尽得呼喚的声音,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奉命在天安门上对南开大学的红卫兵说:“要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查出几个实质问题来,比如叛徒、特务,就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红卫兵战报公布,1967年头几个月里,就揪出曾因被捕、被俘而自首变节的中共党员,就高达五六千名,杨建平是其中之一。

 

杨建平被打成叛徒是命中注定了的。四清中,张寿调回省委后,九阳市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唐志先任市委书记,杨建平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这是领导班子妥协后的产物。唐杨历史积怨颇多,又不得不走在一起共事,难度颇大;但由于俩人都善于弥合裂缝,化解矛盾,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努力构建互敬互信的同僚关系,把市政各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然而,世事无常难自料,唐志先被红卫兵打成了走资派,杨建平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

 

杨建平的叛徒身份,源于九阳解放前国民党处决两名共产党时,其中有他。庆幸的是,好友大地主陈仁礼用800圆大洋换回了他的命。解放之初,就有人质疑,顶替他赴死的人是谁?但当时没有人公开去质疑,十九年之后,这个问题却被造反派公开提了出来。其实,当年,解放后不久,有关部门就应提出这个问题,查起来也比较方便、简单,当事人大都健在,查一下相关的当事人和有关档案,就会有明确答案,质疑声会很快化解。但在当时,由于杨建平对解放九阳做出过重大贡献,被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批准立一等军功一次,很快便被任命为九阳城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九阳市副市长。地位如日升中天的他,便淹没了质疑声。如今呢?毛主席要炮打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揪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为九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的他,首当其冲。当唐志先被红卫兵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后,他便被以叛徒罪名揪出示众。

 

在九大校内游斗时,戴着白色高帽子的他,看见了站在路边的丁之瑜和贾隽成。当六只眼睛相交的一瞬间,他本能地止住了脚步;然而,他很快又走动起来,两眼遂移向举手并高呼“打倒”他口号的人群。

 

由于调查他的罪行需花费时日,特别是顶替他被国民党处决的那个人,是共产党员还是一般刑事犯,暂时搞不请楚。根据“先专政后调查”的惯例,被揪斗十多次后,便把他投入了监狱。

 

不久,丁之瑜和贾隽成听说,崔小红同建平离婚了,三个孩子都判给了崔小红。对于丁贾来说,崔张离婚是预料中的事。

 

曾两度在省党校深造的崔小红,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她曾在党校校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批判有神无害论,批判海瑞罢官,甚至批黑猫白猫论和驯服工具论,被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的张寿,誉为马列主义后起之秀。

 

离婚是崔小红主动提出来的。在市总工会,她是个中层干部,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这个清水衙门的是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大多都是从其他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尽管这些头头文化较低,能力也差,但资格老,历史上又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是党长期依靠的对象;到总工会挂个闲职,显然是党对他们的关照。那些挂个闲职的头头们,常常闲庭信步在领导岗位上,有时还会装模作样地打打官腔,训训属下,却把具体的出力的工作,都推到了办公室。身为办公室主任的她,自然成了忙人。总想干一凡事业的她,对这种可有可无的总工会,特别是那些爱打官腔又不着实活的头头们,早就看不惯了。

 

市总工会官衔不低,权力很小,已被同级衙门边缘化,甚至没有其他部门的下级衙门吃香,崔小红早就想离开这个清水衙门。而朝中有人的她,戴着市长官帽的丈夫,却也没有利用职权把她调出总工会。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自己想办法。

 

这些年,上山下乡热火朝天,议论纷纷,连总理的侄女都下了乡,形势逼人啊。上面制定的政策,下面只有坚决执行的责任,没有消极怠工的权利。崔小红的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昕林,已有了工作上了班,不属于上山下乡范围,但两个女儿却身陷其中。大女儿昕苑读高三,小女儿昕岚上初三,都属于上山下乡人群。近几年,常有同僚抱怨,在工青妇等清水衙门里的干部,有职无权,上山下乡的孩子,很多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山区,成年没法看见孩子。特别是分配到北大荒和云南边疆当知青的孩子,那里山高路远皇帝多,许多女孩子成了土皇帝们猎艳的对象。

 

一天,她对杨建平说:“明年咱们苑儿高中毕业,又没有大学可上,恐怕得下乡。你先给市知青办打个招呼,分近些,我能常去到的地方,譬如陈家庄。”

 

“打招呼?”建平颇感为难地说,“上个月,市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个明确决定:在上山下乡的分配上,任何人不准利用职权给知青办施压或打招呼,否则,一经发现,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我是市委副书记,我能违犯我们自己做出的决定?”

 

“那也得想个办法呀。”小红担忧地说,“千万别把昕苑分配到云贵山区,听说那里的土皇帝们,强奸了很多女知青,我担心得都睡不着觉。

 

“你以为我不担心吗?”建平无可奈何地说,“但这毕竟是少数。最近,内参里报道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枪斃了三个连长和一个营长,都是奸污女知青罪犯。”

 

“枪毙几个就镇住啦?”小红说,“有些色狼贼胆包天,他们才不怕你枪毙。你还是得去给他们打个招呼。”

 

“我去打招呼不如你去。”建平说。

 

小红忽觉建平说得有理。市知青办里的干部,谁不知道她的身份是市长夫人,而不仅仅是那个有职无权的总工会办公室主任。是的,她去打招呼远比建平安全得多。

 

然而,事态瞬息万变,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建平被打成叛徒,投进了监獄。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各级当权派都成了众矢之的,面对建平入獄,除了本能地掉些眼泪外,她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但对两个女儿的未来,她不愿任有别人摆布,她要为她的俩个女儿的未来做出安排。怎么办?时过境迁,打招呼已过时,她必须另辟蹊径。

 

从不断接触使她感觉到,无论是军代表还是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似乎都把她当成革命干部,这也许是她那几篇批判文章在起作用吧。他们对她的热情,使她意识到,在未来的领导班子里,很可能有她一席之地,因而就有了自我安排的主动性。但当杨建平被打成叛徒后,他们突然都对她冷淡起来,使她产生了不知所措的危机感。一位军代表十分明确地提醒他,要想进入市革筹组(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必须与杨建平划清界线。

 

怎么办?她再次陷入左右选择中。她不相信对杨建平叛徒的指控,当时她是地下党的当事人之一,她认为建平没有任何叛变的嫌疑;退一步说,八百大洋买了个替死者,他也是被动者,与“叛”无关,况且替死者的身份也没有搞清。她把她的这些想法,如实报告给了军代表。

 

军代表徐国栋是某部的一个师长,对群众揭发出来的杨建平叛徒一案,很有自己的想法,叛徒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群众运动中,宁左勿右的思潮是强烈的,谁也不敢冒然说个“不”,对此,他早已熟视无睹了。当下,面对杨叛一案,他宁可相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如果冤枉他了,运动后期实事求是地给他改正就行了。他警告崔小红道:“军代表和红卫兵造反派对你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有所肯定,希望你能成为工业部门的革命领导干部,但杨建平叛徒一案与你有牽连,你只有与杨建平划清界线,揭发他的叛徒罪行,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和支持。”

 

何去何从?崔小红站在十字路口上,向左转还是向右拐,选择颇为艰难。经过思想上的反复折磨、权衡,她选择了向左转。

 

向左转谈何容易?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与杨离婚,检举杨的叛徒罪行,与杨决裂并划清界线。

 

凭着良心,她不想伤害杨建平,难道二十来年的夫妻感情一下就崩溃了吗?她根本没想过,但形势逼着她必须去这样想,必须去这么做,尽管她想把她对杨建平的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凭心而论,形势给了她一个机会,她要利用这个机会去争取可能争取到的权力,让时代对她的伤害、对她家庭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獄中的杨建平,显然知道,崔小红提出离婚对保全他们这个家的重要性,便提笔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

 

当然,崔小红也知道,离婚只是减少伤害的第一步。减少伤害的第二步呢?她必须为划清界线而揭发。

 

她向军代表揭发:杨建平是双料特工,是中统特务;在旧社会与陈仁礼、隆昌当铺王老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克良等人交往甚密;他们三人都是中统特务,可能接到中统指令,要他们设法买通有军统背景的警备副司令赵云飞,把杨建平从处决的名单里勾除。长期从政的崔小红,懂得编织的重要性;但她编织的并不高明,漏洞很多,甚至有些离谱,但她深信,她所涉及的陈王李三人已死,增加了调查的难度,客观上会冲击对杨是叛徒的指控。

 

徐师长对崔的揭发,虽有新奇之感,但并不重视;有些军代表甚至认为,她的揭发有为划清界线而虚构的嫌疑。

 

但红卫兵造反派却有不同看法。当他们发现,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李克良并没有死在獄中,而是保外就医在南阳家中养病。造反派火速去到南阳,找到了偏瘫在床的李克良。他们有了重大发现:杨建平不仅是中统特务,而且还是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岩井公里的一名特工。重大发现使九阳造反派兴奋不已,他们立即同上海造反派取得了联系。很快,他们共同破获了一个重大案件: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刘人寿、翁从柳、叶闻晋和杨建平,是供职于“岩井公的汉奸特工;抗战胜利后,他们潜逃到解放区,隐瞒历史,欺骗党组织,获得重用,有的已高升到军级和省级。案件的破获,使当事人袁、叶和杨等人,在各地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和监押

 

显然,崔小红立了大功,在新成立的九阳市革命委员会里,她被任命为主管全市工业生产的工管组组长。当有职有权后,她的大女儿昕苑被市知青办分配到宜川县平等公社插队,乘小汽车只有半天的路程。通过关系疏通,那里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都保证关照好她的女儿,使她放心得多了。

 

但造反派的重大发现,使她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她对杨建平是双料特务的揭发,原以为能增加造反派调查的难度,冲淡对杨是叛徒的指控,然而,她弄巧成拙,使杨建平双料特工的罪行上,又多了一顶汉奸特务帽子,增加了他的罪行。但木已成舟,她无能为力了,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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