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街边店相继消失：上海，正在失去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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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在变得面目模糊。

关于这座城市的气质，有无数的文字和影像曾经做过描述和概括。它最迷人的时期大约是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当时的上海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这些人聚在黄浦江畔，把上海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随着新一轮上海城市改造的启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座城市之中赖以生存的空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有的会试图在这座城市中寻找新的容身之处，而剩下的人则可能会离开。

他们被打击的原因多种多样——或是政府加强对于餐饮的监管，或是承租的物业用途变更，或是政府力图恢复区域内的建筑风貌——总之每个似乎都有根有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曾经以海纳百川为主旨的国际化城市，开始变得小气。

在街市灵活程度这一点上，上海素来是胜过北京的。以往在说到这两个超级都市的区别时，做生意的人经常会提到北京那“两个半”的生意：“半天”，“半条街”。

生意在北京只能做半天，是因为在北京居住区和工作区有非常明显的分割。白天人们涌入市中心的各大商业区，晚上则回到天通苑、回龙观、甚至是通州、燕郊的家中。这种地理上的分层，让每一个区域的店家都只能拥有半天时间的客流。

但在上海，居住区与工作区是混合在一起的，其中尤以浦西最为典型。淮海路沿线一路排开爱美高大厦这样的办公楼，以及环贸广场、百盛、K11 这样的商业区。从环海路出发，无论是往南还是往北，都能很快进入居民区。因此淮海路上的店家，白天做的是白领们的生意，晚上接待的就是当地的居民。

北京也只能做半条街的生意。宽阔的马路、林立的立交桥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过马路往往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不愿意来回穿梭闲逛，所以路边的店家只能做街的半边生意。相比之下，上海的路网则以窄路、高密度为主。核心区域单向车道、双向二车道交织，人们能够轻松在马路周边徘徊，也让“逛街”成为一种愉快的体验。

中国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奠定了以北京为模版的“大都市”范式，而北京的这种居住区与生活区的分离，以及大马路、宽马路的扩建，正是以标准的美国郊区式城市为样板改建而成的。这种模式在上海亦不能免俗。浦东从零开始建设，参照的同样是这种以“车道为核心”的规划方式。车辆代替人的脚步成为丈量城市的尺度，生活方式也因此与这个城市的另一半截然不同。

在浦西，从殖民时代就遗留下来的各类道路管网和城市历史建筑存在已久，改造难度巨大，因此除了部分主干道被拓宽以外，这种被称为城市毛细血管的窄马路系统被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下来。

随着上海在二十世纪末进一步改革开放，这样的城市结构为形形色色的人提供了大量容身之处。许多街边小店应运而生，新旧建筑夹杂，业态层出不穷，浦西因此具备了多元化的区域特点和相当灵活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一年，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这一面正在渐渐衰落。

我们曾经在过往的文章里写过，原本上海的永康路汇聚起大量酒吧，永福路是知名的夜场街，复兴路上因为有棉花俱乐部、JZ Club 这样的爵士音乐酒吧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城市音乐风景线，而古羊路是上海最早的日韩餐饮聚集地。

“愚园路、复兴路、永康路、大沽路、古羊路、红坊，之后可能还有嵩山路。”钱进列举着她所知道的近年来上海街道整体搬迁的案例。她所供职的英文媒体 Smart Shanghai 以上海的生活方式和城市变化为主要的报道对象。对于上海正在经历的变化，她再清楚不过。

愚园路属于长宁区的街区风貌提升工程，一期工程在 2016 年 4 月完工，此后的二期和三期由于要对愚园路现有商业形态进行调整升级。在升级为创意园区的过程中，一些原有的餐饮、药房、五金店等都关门大吉。

如果说愚园路上的这些店家还是以满足社区居民生活为主，因此还只是在小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话，那么徐汇区政府发起的衡复风貌保护区的整治计划，在纳入了永康路这条被很多人看作是上海地标的酒吧街之后，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比利时人 Thomas 在提到永康路时会说：“他们杀死了这条路。”

Thomas 是在 2011 年的时候来到上海的。当时，他正在瑞士的一所学校学习酒店管理。为了满足课程中实习项目的要求，他跟着法国导师来到了上海，并且在永康路上开出了他们的第一家酒吧，酒吧的名字就叫做实习生。

实习生酒吧的成功也让 Thomas 迅速在上海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2012 年毕业以后，Thomas 回到上海，分别在武定路、大沽路、泰安路等地陆续开出了好几家酒吧和餐馆，并以上海为基地，发展到了泰国和法国，俨然有了一种飞速扩张的态势。

然而，随着 2016 年 8 月永康路整体整治的推进，实习生酒吧最终还是没能在永康路留下来。与实习生酒吧一同关闭的，还有这条街上大量其他的餐饮店和酒吧。曾经永康路是一个聚集着许多外国人的夜间狂欢之所，但现在只有零零星星的人会在夜晚出没。

古羊路是上海出名的日本料理街，阿华曾经工作过的大和屋就位于这里。大和屋最早的名字叫做喜都乃，2005 年 8 月 21 日开业的时候，它是这里的第一家日本料理餐馆。今年 3 月 3 日，当政府的拆迁通知送到大和屋的时候，阿华感觉有点懵。在那之前，整个大和屋的团队已经再三和房东确认，并得到了房东的保证，古羊路不会拆。

房东的保证没有阻止政府拆迁的步伐。规划中的上海地铁 15 号线在一次公示后调整走向，正好落在了古羊路上。出于施工方面的考量，古羊路被整体搬迁。3 月 25 日将是古羊路上的这些餐馆最后一天营业。

一种困惑的情绪在这些沿街开店的店主中弥漫开了。在永康路上，Thomas 继实习生酒吧之后又开出了一家面包店。然而，让 Thomas 感到奇怪的是，面包店被勒令关门，但却被允许在隔壁的铺位上重新开店。原因，Thomas 说他并不清楚。

一年前，在复兴中路上经营音乐书籍的元龙书店也被勒令停业了。当公安、城管制服的和一些手拿锤头、钻头的泥瓦匠一起把元龙书店的店面用砖墙封起来的时候。经营书店的老板汤元龙和王务荆还在困惑：“我想我们的手续是全的，开了 24 年的书店，能有什么问题？”

还有像是爵士音乐酒吧 JZ Club 和电子音乐酒吧 Shelters 遭遇的情况。他们分别在 2016 年 4 月和 12 月停业，理由都是他们所承租的物业属于政府，而在合同到期之后，政府因为这处物业的用途变更而决定不再与两家夜场的经营方续约。

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拆迁的理由多种多样。古羊路的拆迁是出于市政交通建设的考量，复兴路与永康路的改造是被徐汇区政府纳入了徐汇衡复风貌保护区的整治计划，愚园路属于长宁区的街区风貌提升工程，红坊的搬迁则是因为新接盘这个地块的福建融侨集团计划调整了红坊的开发计划，并打算建设成以文化为主题的商业办公综合社区。

最终，这些大规模的改造都可能被纳入一个简称为《上海 2040》的规划当中。这是上海市政府在 2016 年中出台的一份延续到 2040 年的上海城市规划方案，并已经报请国务院批准。这份规划提出了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目标。

“我们希望，未来的上海，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道是可以漫步的，公园是可以品味的，天际是可以眺望的。上海的城市表情是大气而谦和，优雅而温馨，令人愉悦的。”《上海 2040》的公众读本中这样写道。

但这个宏大规划之下，实习生酒吧、大和屋、Shelters……这一长串的名字，都在所谓的“城市表情”形成之前消失了。

上海市政府显然对于《上海 2040》充满了期望。为了这份方案，上海市政府邀请了 40 个研究团队，联合市政府 22 个政府部门、以及 16 个区人民政府。在草案的发布会上，承接草案编制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庄少勤不无自豪地称它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第一个展望至 2040 年并向国务院报批的超大城市总体规划”。

目前公示的《上海 2040》规划方案仅提出了一个纲要和一些大而化之的目标，具体的分区规划并没有进行公示。与以往上海的城市规划方案相比，《上海 2040》中有两个新鲜的提法。一是要“营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二是“在此前的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增加了上海要成为文化大都市的目标”。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以及文化大都市这两个目标的提出，可能说明上海政府并非是希望所有的沿街小店都从这座城市中消失。但是有迹象表明，在上海市政府的整体思路当中，他们可能将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店的管理，并以它们希望的地点重新存在。

阿华猜测，未来对于像是实习生酒吧以及大和屋这样的沿街餐饮业态，未来政府的管控可能会越来越严格。“接下来越来越多餐饮会开进购物中心。这对于政府的管理是比较便利的，责任只要放到大的物业公司就好了。”

在被问到为什么会这样猜测的时候，阿华这样说：“它的种种行为表明了这种迹象，扰民的店不是都已经关了嘛，政府对无证的东西都会下手的。”

Thomas 的经历似乎能够印证阿华的猜测。在他看来，政府似乎有意收紧对于街边小店经营所需的相关执照的审批。“以前我们找政府去续各种执照，政府总是说好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再去和政府续执照的时候，他会被告知“需要等一等”。直到最后，得到了一个“不行”的回复。

“政府对于规则的执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 Thomas 说，“以前可能执行的程度是 40%，但现在可能就变成了 80%。”

与此同时，上海的商业地产项目数量确实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2016 年上海新开业的大中型商业地产项目，包括购物中心等业态的数量为 45 个，不仅是全国最多的，而且是排在第二位的重庆新开业大中型商业地产项目数量的接近 3 倍。据预测，2017 年上海还将新开业大中型购物中心 40 到 50 家。

Thomas 最终还是将实习生酒吧搬到了商业地产项目当中。位于巨鹿路的 158 坊由上海大同延绿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在上海延安路高架旁的一片绿地中，他们挖出了一个下沉式的广场，里面汇集了许多餐厅和酒吧，以及同样刚刚经历过搬迁的 JZ Club。

这座城市确实有着大型商业地产项目越来越蓬勃、而传统社区则正在萎缩的趋势。自然生长出来的那些小店，让街区灵动起来的店，进入到一个统一规划好的地方，尽管看上去只是换了一个地段，但对于店主来说，则是另外一种生意。

从去年 8 月和 158 坊签订合约开始算起，实习生酒吧在巨鹿路重开花了 8 个月的时间，而在永康路他们开一家店只需要 2 个月。这被 Thomas 看作是在上海做生意越来越困难的一个方面。

经营成本的开支也会有明显的增加。Arkham 也即将搬到 158 坊当中，而按照我们采访的另一位经营者的说法，新店房租上涨了 50% 以上，新的装修、人员提升以及酒水等涨价，最终都不得不转嫁到客人身上：“以前花 1 块做的事，现在要花 5 到 10 块。”因为怕新开业的生意招致“不顺利”的状况，他要求匿名。

这就是巨鹿路和永康路的差别，或者说是沿街而生、自发生长的小店和位于商业地产项目中被严格管理起来的店家的差别。

我们记录的或者是能引起注意的，通常是那些与一些人成长记忆相关的店，更多的普通小店，可能无声无息就离开了。

这些没有什么关注度，可能给人以“脏乱”感觉的小店，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不那么方便地找到一个满足生活的小事时，才会被发现。

这些都与《上海 2040》那个庞大的计划有关。在《上海 2040》规划中，上海的远期人口控制目标设定为 2500 万。2020 年是这个数字，2040 年也是这个数字。如此严格的人口控制目标可能意味着上海这座城市不再欢迎外来的人了。

但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陆铭有一本书名为《大国大城》，其中的核心论点就是中国要继续维持高速发展就应该继续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其中可能会产生的城市病问题，则应该用更高效的社会管理手段来解决。反之，如果实施人口控制政策，那么整个城市甚至是国家都可能陷入萎缩。

在陆铭看来，控制人口就是一个极其短视的政策：“往往我们看些局部、短期的东西，其实我们损失了全局的长期的利益。就像我在书里面一直强调，我们要追求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被忽略的话，整个社会的蛋糕是被做小的，那实际上对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都不利。”

然而现实是，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又是局部、短期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大范围的公共讨论来厘清这些概念。很多时候，中国社会的运作几乎完全依赖于在政府的整体规划和强力执行，而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个体与社区通常都是被牺牲掉的那个。

这正是发生在古羊路身上的事情。4 月 14 日晚上，当我们来到古羊路的时候，这里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拆工作。

东段，一台挖掘机在工地大灯的掩护下清理着废墟，不时有卡车载着满车的建筑垃圾驶离，重型机械的轰鸣声回荡开来。一家名为まるみち的日本烧肉店门口围拢着一群搬家工人，庞大的厨房设备正被一件一件搬运到停在店外的卡车上。而不远处，停着一辆写着“治安”两字、打着警灯的车，坐着车内的人看上去有些百无聊赖。

古羊路曾经以汇集了上海最好的日本料理餐馆而闻名，现在却已经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所有的店面都门户大开，除了建筑物原本的结构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

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划，这里即将建设一条地铁 15 号线。对于上海这座拥有全球最多通车里程的地铁系统的城市来说，上海市政府寄希望于 15 号线能够解决上海西部地区南北交通不便的问题。但对于古羊路上的这些餐馆，用阿华的话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已经经营十几年了，大家也都觉得情理上说不通。”阿华说，“毕竟是一个店，所有的程序都要重新来。而且这么多员工，还要找店面，搬个家的话也需要一点时间。 ”

在他看来，日本的做法会更人性化一些：“（在日本做餐饮）到相关工商部门备个案，哪怕是自己家里都可以，负责好你的餐厅经营，定期做一些卫生。”阿华说，“日本每一个社区都有小店，很温馨的这种……我们的社区会越来越单调，咖啡店轻餐饮也不能做。喝个咖啡，还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

“（上海以后）就会像浦东一样无聊。”